北宋三衙在俸祿、恩蔭、禮制等方面始終享有較高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卻以仁宗朝“慶曆新政”為界，經過了由低重新趨高的變化過程，中經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徽宗朝達到頂點。不過，由於北宋以“重文輕武”為國策，嚴禁武人干政，其作用被嚴格限制在軍事領域，參政、議政權基本上被剝奪。但由於三衙處於統領京畿禁軍的特殊地位，其在皇權更迭的當中亦不可避免地揮著難以低估的影響。特別是從仁宗朝之後，往往是與宰相同心協力，有利、有節地揮了其握有軍事實力的威懾力，多次起到了穩定當時政局的良好作用。這是北宋政治運作趨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體現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統禁軍的殿前司和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從總體上看，北宋統治者鑑於唐末五代武夫橫行，長槍大劍指揮政治的歷史教訓，注意樹立宰相、樞密使等文臣的權威，以文制武，防範武將，並有意識地引導社會價值觀向重文輕武轉變，從而使得管軍將帥的地位相比於五代而言生了顯而易見的下降，所謂：“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不過，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儘管不如五代，但亦不應作過低估計。因為北宋立國開封四戰之地，“國依兵而立”[2]（卷24《論國計奏事》）又與遼、西夏生連綿不斷的戰爭，重視將帥勢所必然。三衙，作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3]（卷45《乞定差管軍臣僚札子》）的“武臣極任”，[4]（職官三二之七）其地位之重不言可知。對此，南宋學者章如愚在《群書考索》續集卷44中即準確地概括說：“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惟橫杖矣；見兩制而連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於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籲！何其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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