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勢力的進擊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歷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為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產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於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於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鍾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二）佛教勢力的反擊

然而，面對道教的輿論攻勢，佛教中人同樣有人挺身而出。當時的高僧法琳素有“護法沙門”之稱，面對傅弈等人的責難，他的應對可謂十分完備，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經典反駁效果不佳的教訓，直接著書《破邪論》。

在《破邪論》中，法琳論述了佛家與儒家不僅有共同之處，甚至猶有過之，都主張要以五常（佛教中對應的是五戒）來作為行為處事標準，儒家以五常作為人之為人的標準，而佛家則甚至把五常作為來事仍可為人的先決條件。他認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捨親情、君臣等，但是為了尋找眾生脫離苦海的“大順”：

《破邪論》：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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