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文學者盡心於人生真目的之探討。為學術界放一異彩，他們會悟了人生的真意義，因完全置神學的幻象於不顧。常有人詢問我們的偉大人文學者孔子以死的重要問題時，孔子的答覆是：“未知生，焉知死。”有一次，一位美國長老會牧師跟著者追根究蒂討論生死問題之重要性，引證至天文學原理，謂太陽在逐漸喪失其精力，或許再隔幾百年，生命在地球便將消滅。

牧師因問我：“那你還承認不承認生死問題到底是重要的？”我率直地告訴他，我未為所動；倘使人類生命還有五十萬年可以延續，那已很足以適應實踐目的之需要而有餘，至其餘則都屬於不必要的玄學者的杞憂，任何人的生命，如欲生活五十萬年而猶不感滿足，這是不合理，而且非東方人士所能瞭解的。這位長老會牧師的杞憂，是條頓民族的特性。而我的不關心的淡漠態度是中華民族的特性。中國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即使信仰基督教，多為教友會（quakers）式之教徒（教友會為義大利人喬治福克斯所創之宗派，系主張不抵抗主義者。）因為這一派是基督教中唯一可為中國人所瞭解之一種，基督教義如當作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動中國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條和教理，將為孔教所擊得粉碎，非由於孔教邏輯之優越，卻由於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勢力。佛教輸入中國，當其被智識階級所吸收，其宗教本身，只形成一種心意攝生法，此外便了無意義。宋代理學的本質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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