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七月七日的中日衝突，對東亞牽動的各方勢力是最長的一日，那麼從這晚開始到第二天天明，對委員長來說就是最長的一夜。忽然爆發的蘆溝橋事變、王臺生在國是會議中提出的地方分治構想、他一時衝動下貿然宣佈的對日抗戰(並非宣戰)、隨之而來的八十八師在上海的進展受阻，一連串的訊息，無論好壞，都讓他整晚輾轉難眠，甚至半夜起身在廬山書房裡，於日記當中寫下：「國事敗壞至此，皆是餘一手所造…。可恨餘無王氏一族之技術、財力，亦無盡速安內攘外之法，乃至情勢演變至內外交迫…。」

而七月八日一早，委員長意外地等來了兩名對他後續決策影響最大的兩名社會賢達。這兩個人不僅是黨國大佬，和他早期仰仗的南潯豪門張靜江是好友，甚至和北大知名校長蔡元培也相交甚篤，四人甚至一起被後世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所以，即便一大早連袂來訪，委員長也不得不趕緊隨便抹把臉，倒屣迎門。

這兩位貴客就是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和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尤其是吳敬恆，本是委員長大兒子的老師，依照傳統習慣，委員長再怎麼隆重還迎也不為過。

在四大元老中李、吳二人感情極為深厚，而且淡薄名利的兩人，和委員長的關係一向較為融洽。不像張靜江一樣仗勢著自己和孫文同輩黨國大老身分，屢與老蔣因權力摩擦而生嫌隙；做人做事一向深謀遠慮的二人，也沒有如同蔡元培，在918事變當中過於慷慨激昂，隨後聽信孫文遺孀宋慶齡的勸說，倡議重拾聯俄容共政策，以便全力對日抗戰。甚至到後來，矛頭對內，變成反對國民政府的特務政治為主，以「立即施行民主，即刻展開抗日」為訴求，與委員長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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