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完高麗使臣的事務之後，蘇軾就自動進入了“辦公”模式，火力全開。

他的職務是杭州通判，問囚決獄是他的主要職責。前兩年兩浙路推行新法，造成的訴訟與下獄頗多，因此蘇軾每天也有忙不完的公務。

直到傍晚來到西湖邊與明遠沈括飲茶，蘇軾才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感覺。

蘇軾與沈括原本就是好友，而蘇、沈兩人，現在又都是明遠的“忘年交”，三人坐在一起暢談，別有一番樂趣。

蘇軾聽說沈括成了明遠的“契約作家”，自然面露羨慕，突發奇想：“存中兄，你說，會不會有那麼一天，府學裡的學子，能以你存中兄寫的書作為教材，朝廷科舉取士，也考的是你寫的書中內容？”

明遠聞言，便大聲鼓勵沈括，將來寫一本“教材”出來。

而沈括卻連連搖頭，苦笑著說：“不不不……我最拿的出手的大概是算學，但國家取士怎麼可能考算學？經義才是取士要考的。”

蘇軾的笑容立即變淡。

朝中新黨已經於二月間宣佈了要改革科舉制度，詩賦文章不再作為考試內容，專考經義，只考《易》、《詩》、《書》、《周禮》中的一經，兼以《論語》、《孟子》。

王安石父子編撰了《三經新義》，差不多就是標準教材，科考必備，除了這些之外，士子們再不需要讀其它書籍，讀書的範圍，似乎比改革之前更窄了一些。

蘇軾因此而感到十分沮喪，覺得這取士之策的改革，似乎矯枉過正，剛從嘉佑年間雕鏤割裂的靡麗文風中掰過來，漸漸又拐進了另一條死衚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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