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起訴

對約翰·卡文迪什謀殺繼母的審判將於兩個月後舉行。

關於這幾個星期我沒什麼可說的，但我對瑪麗·卡文迪什充滿了真摯的欽佩和同情。她鬥志昂揚地站在丈夫這一陣線，蔑視所有認為他有罪的想法，並全力以赴地與之鬥爭。

我跟波洛說了我的欽佩，他沉思著點點頭。

“是的，她是那種在艱難的環境中顯示出最佳狀態的女人，這更加襯托出了她們身上可愛和真誠的一面。她的驕傲和妒忌已經——”

“妒忌？”我問道。

“是的。你沒注意到她是個非常善妒的女人嗎？在我這麼說的時候，她的驕傲和妒忌已經被放在一邊了，她只想著她的丈夫，還有降臨在他身上的可怕的命運。”

他說得很有感觸，我認真地看著他，想起了最後那個下午，他正在考慮說不說的問題。帶著那種“為了一個女人的幸福”的柔情，我很高興他親自做了這個決定。

“到現在，”我說，“我都無法相信。你瞧，直到最後一分鐘，我都以為是勞倫斯！”

波洛齜牙咧嘴地笑了起來。

“我就知道你是這麼想的！”

“但是是約翰！我的老朋友約翰！”

“每個兇手都有可能是某人的老朋友，”波洛富有哲理性地說道，“你不能把情感和理智混在一起。”

“我得承認我本以為你會給我個暗示的。”

“可能吧，我的朋友，我沒這麼做，就因為他是你的老朋友！”

我被他的話弄得很窘迫。我想到自己那麼輕率地就把自以為是波洛對包斯坦的看法告訴了約翰。附帶說一句，關於對包斯坦的指控——他已經無罪釋放了。然而，雖然這一次他比他們更加聰明，而且關於間諜活動的指控沒能把他遣送回國，但是今後他的各種權利將受到極大的限制，活動範圍也縮小很多。

我問波洛是不是認為約翰會被定罪，讓我大吃一驚的是，他回答說，相反，他極有可能被宣判無罪。

“但是，波洛——”我反對道。

“哦，我的朋友，我不是一直跟你說我沒有證據嗎。知道一個人有罪是一回事，證明他有罪則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這樣，證據就太少了。這就是麻煩的地方。我，赫爾克里·波洛，知道，可是在我的鏈條上缺少最後一個環節。而且除非我找到缺少的那一環——”他嚴肅地搖搖頭。

“你開始懷疑約翰·卡文迪什是在什麼時候？”過了一會兒，我問道。

“你就一點兒也不懷疑他嗎？”

“不，從沒有過。”

“你曾無意中聽到卡文迪什太太和她婆婆的對話片段，可後來她在審訊中卻沒有坦誠相告，你都沒有懷疑過？”

“沒有。”

“如果把兩件事放在一起，你要想一想，如果和英格爾索普太太吵架的不是阿爾弗雷德·英格爾索普——你記得吧，審訊時他竭力否認——那一定是勞倫斯或約翰。那麼，如果是勞倫斯，瑪麗·卡文迪什的行為就無法理解了。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是約翰，整件事情就能很自然地解釋通了。”

“所以，”我恍然大悟地大聲說道，“是約翰那天下午在跟他母親吵架！”

“完全正確。”

“你一直都知道？”

“當然。這樣卡文迪什太太的行為才解釋得通。”

“可是你卻說他會被無罪釋放？”

波洛聳聳肩。

“是的。在警方的法庭審理中，我們將聽到關於案件的起訴，但是他的律師十之八九會建議他保留答辯權。這樣在審判時，我們就會感到很吃驚。而且——啊，還有，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的朋友，在這個案子中我不能露面。”

“什麼？”

“是的。嚴格地說，我跟這起案子沒有關係。即使我找到鏈條上缺少的最後一環，我也必須留在幕後。讓卡文迪什太太覺得我是在幫她丈夫，而不是跟他作對。”

“要我說，這是在玩手段。”我抗議道。

“當然不是。我們對付的是一個絕頂聰明、不擇手段的人，所以我們必須採用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否則他會從我們的指縫中逃走。這就是我要小心地留在幕後的原因。所有這些都是傑普發現的，所有的功勞都是傑普的。如果我去作證——”他咧嘴笑笑，“很有可能是被告的證人。”

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是按部就班地做事。”波洛接著說，“太奇怪了，我能提供證據推翻控方提出的一個論點。”

“什麼論點？”

“關於燒燬遺囑的論點。約翰·卡文迪什沒有燒燬那份遺囑。”

波洛是個名副其實的預言家。警察法律訴訟中的細節我就不詳加說明了，因為裡面有很多無聊的重複。我直接說一點：約翰·卡文迪什保留了答辯權，並直接受審。

九月，我們都去了倫敦。瑪麗在肯辛頓租了一幢房子，波洛也屬於這個家庭聚會中的一員。

我在陸軍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能經常看到他們。

幾個星期過去了，波洛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他說的那個“最後一環”仍然沒有找到。私下裡我倒是希望維持現狀，因為要是約翰被判有罪，瑪麗還有什麼幸福可言？

九月十五日，約翰·卡文迪什出現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被告席上，被指控“蓄意謀殺艾米麗·阿格尼絲·英格爾索普”，但他表示“不認罪”。

歐內斯特·海維韋薩爵士，著名的皇家法律顧問，將為他辯護。

菲利普先生，皇家法律顧問，代表王室對此案展開審理。

這件謀殺案，他說，經過了充分的謀劃，並且極其冷酷無情。確確實實證明了一個溺愛孩子的、輕易相信別人的母親被繼子蓄意謀殺，然而她對他比親生母親還要好。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開始撫養他。他和他的妻子在斯泰爾斯莊園裡過著奢華的生活，受到她事無鉅細的關心和照顧。她是他們善良而慷慨的恩人。

他建議傳召證人證明被告是一個揮霍浪費的人，經濟上已處於窮途末路，但仍然跟鄰近的農場主的妻子雷克斯太太有染。此事傳到了他繼母的耳朵裡，在她去世前的那個下午，她就這件事指責他，隨後兩人爭吵了起來，一部分說話的內容被人無意中聽到了。就在前一天，被告在村子裡的藥店裡買了士的寧，他化了裝，目的是把罪行嫁禍給另一個人，即英格爾索普太太的丈夫，一個他極度妒忌的人。幸好英格爾索普先生提供了一個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

公訴律師繼續說道，七月十七日下午，和兒子爭吵之後沒多久，英格爾索普太太就立了一份新遺囑。第二天早上，在她臥室的壁爐裡發現了這份燒燬的遺囑，但是有證據顯示，這份遺囑的條款有利於她的丈夫。其實在結婚之前，死者已經擬定了一份有利於英格爾索普先生的遺囑，但是——菲利普先生搖著富有表現力的食指——被告不知道這件事。舊遺囑還在，是什麼導致死者重新立一份新遺囑，他說不出來。她是個老太太了，很有可能已經忘記了之前那份，或者——這對他而言似乎可能性更大——她可能以為一旦結婚，這份遺囑就作廢了，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有過一些說法。女人都不怎麼精通法律知識。大約一年前，她完成了一份對被告有利的遺囑。他會拿出證據證明在那個悲慘的晚上，是被告最後把咖啡端給他繼母的。晚上的時候，他得到允許進入她的房間，就在那時，毫無疑問，他找到了燒燬遺囑的機會，因為就他所知，這份遺囑會讓英格爾索普先生的利益變得合法有效。

被告被逮捕是因為一位非常優秀的警官，也就是傑普探長，在他的房間裡發現了一個裝有士的寧的藥瓶，此藥瓶跟謀殺發生前一天村裡藥店賣給假英格爾索普先生的那個是同一個。這些可怕的事實是否可以構成判定被告有罪的充分證據，陪審團將予以裁決。

菲利普先生還巧妙地暗示道，如果陪審團不這麼裁決，將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說完，他坐了下來，擦擦額頭。

第一批原告證人大多數都是那些已經在聆訊時傳召過的人，並且第一次出示了醫學證明。

歐內斯特·海維韋薩爵士——因對證人採取無道德原則而聞名於全英國——只提了兩個問題。

“我認為，包斯坦醫生，士的寧作為一種藥品，起效很快吧？”

“是的。”

“而且你無法說明何以在本案中藥效延緩？”

“是的。”

“謝謝。”

梅斯先生指認出公訴律師遞給他的藥瓶就是他賣給“英格爾索普先生”的那一個。

經過追問，他承認他和英格爾索普先生只是面熟，從來沒有跟他說過話。這位證人並沒有被盤問。

阿爾弗雷德·英格爾索普被傳召上來，他否認買過毒藥，以及跟妻子吵過架。有好幾個證人都證明他所說的屬實。

花匠的證詞是關於見證遺囑簽署的。之後多卡絲被傳召。

多卡絲，對她的“少爺”忠心耿耿，竭力否認她聽到的是約翰的聲音，不顧一切地堅決聲稱，在內室裡和她女主人在一起的是英格爾索普先生。被告席上的約翰臉上浮起了一絲苦笑。他太清楚她的英勇反抗是多麼沒用了，因為否認這一點並不是辯護的目標。當然，卡文迪什太太不可能被傳上來出示對她丈夫不利的證據。

提了幾個有關其他情況的問題之後，菲利普先生問道：

“今年六月下旬，你記不記得百盛寄來一個給勞倫斯·卡文迪什先生的包裹？”

多卡絲搖搖頭。

“我不記得，先生。也許寄來了，不過勞倫斯先生六月份離開家了一陣子。”

“萬一他不在家的時候有包裹寄來，怎麼辦？”

“放在他房間裡，或者再寄給他。”

“是你做這些事嗎？”

“不，先生，我會放在門廳的桌子上。這種事情都是霍華德小姐打理。”

伊芙琳·霍華德上了法庭，盤問了她幾個別的問題之後，又問到了包裹這件事。

“不記得了。寄來的包裹太多了。不可能每個都特別留意。”

“你記不記得，勞倫斯先生去威爾士之後，你是把包裹寄給他了，還是放在他房間了？”

“不記得寄給他了。如果寄了會想起來的。”

“假定有個寄給勞倫斯先生的包裹後來不見了，你應該注意得到吧？”

“不，我不會這麼想。我會認為有人替他保管起來了。”

“我想，霍華德小姐，是你發現這張牛皮紙的吧？”他舉起一張佈滿灰塵的紙，正是波洛和我在斯泰爾斯莊園的起居室裡檢查過的那張。

“沒錯，是我發現的。”

“你為什麼要找這張紙？”

“請來負責這個案子的那個比利時偵探讓我找的。”

“你最後在哪兒找到的？”

“在衣櫥的……頂上。”

“在被告衣櫥的頂上嗎？”

“我……我認為是這樣的。”

“不是你自己找到的？”

“是。”

“那你一定知道在哪兒找到的了？”

“是，在被告的衣櫥頂上。”

“這就對了。”

來自戲劇服裝供應商百盛的一名店員證實，六月二十九日，他們按照要求向勞倫斯先生提供了一把黑鬍子。是寫信預定的，信封裡裝了一張郵政匯票。不，他們沒有保留此信件。所有的交易事項都做了登記。他們按照指定的姓名和地址——斯泰爾斯莊園，l.卡文迪什先生——寄出了鬍子。

歐內斯特·海維韋薩爵士笨拙地站起身子。

“這封信是從哪裡寫來的？”

“從斯泰爾斯莊園。”

“你們寄包裹也是這個地址？”

“是的。”

“信件是從那裡寄來的？”

“是的。”

海維韋薩像個猛獸一樣衝他撲了過去。

“你怎麼知道的？”

“我……我不明白。”

“你怎麼知道信是從斯泰爾斯寄來的？你注意到郵戳了嗎？”

“沒……但是……”

“啊，你沒注意到郵戳！可你卻信誓旦旦地宣稱信是從斯泰爾斯寄來的！實際上，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郵戳？”

“是……吧。”

“雖然這封信寫在印了地址的信紙上，可也許是從其他地方寄來的呢？比如，威爾士？”

店員承認這有可能是事實，歐內斯特爵士這才表示滿意。

伊麗莎白·威爾斯，斯泰爾斯莊園的二等女傭，說她上床休息之後想起來，沒按英格爾索普先生的吩咐那樣只是關上門，而是把前門給閂上了。於是她再次下樓去糾正自己的錯誤。她聽見右側傳來一聲輕微的動靜，於是她偷偷朝過道看了看，看到約翰·卡文迪什先生正在敲英格爾索普太太的門。

歐內斯特·海維韋薩很快就駁回了她的證詞。因為招架不住他那無情的逼問，她絕望地自相矛盾起來，於是歐內斯特爵士帶著滿意的表情又坐了下來。

安妮的證詞說的是地板上的蠟燭油，並且看到被告把咖啡端進內室。

審訊結束，第二天繼續。

我們一到家，瑪麗就強烈地譴責起控方律師來。

“那個可惡的人！他給我可憐的約翰布了一張多大的網啊！他把每件小事都扭曲得面目全非！”

“嗯，”我安慰她，“明天就不一樣了。”

“沒錯，”她陷入了深思，忽然又抬高了聲音，“黑斯廷斯先生，你不會認為——當然不可能是勞倫斯了——哦，不，不可能！”

但是我也很迷惑，所以單獨和波洛在一起時，我問他覺得歐內斯特爵士的目的是什麼。

“啊，”波洛一副欣賞的口氣，“他是個聰明人，那個歐內斯特爵士。”

“你覺得他認為勞倫斯有罪嗎？”

“我認為他不關心任何事！不，他這麼做就是為了攪渾陪審團的腦子，讓他們對哥哥還是弟弟做的產生意見分歧。他努力證明，針對勞倫斯的不利證據，和針對約翰的一樣多。而且我絕對相信他會成功的。”

審訊重新開始時，探長傑普是第一個被傳召的證人，其證詞簡明扼要。講述完早期的一些事件之後，他接著說道：

“根據所獲得的情報，薩默海警長和我本人在被告暫離房屋期間，搜查了他的房間，在他五斗櫥裡的一些內衣下面，我們發現了：第一，一副金絲夾鼻眼鏡，和英格爾索普先生戴的那副很相似——”這個已經提交給法庭，“第二，這個藥瓶。”

這就是那個已經被藥店夥計辨認過的藥瓶，一個藍色的玻璃小瓶，裡面有一些白色結晶，標籤上寫著：“鹽酸士的寧。劇毒。”

警察法庭訴訟以來，偵探發現的最新一條證據是一張長長的、幾乎全新的吸墨紙。是在英格爾索普太太的支票簿裡發現的，用鏡子反照，就會清晰地出現這幾個字：“我死後，全部財產都留給我深愛的丈夫阿爾弗雷德·英格……”這說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即那份被燒燬的遺囑有利於死者的丈夫。接著，傑普出示了修復後的、從壁爐取出的燒焦紙片，連同在閣樓上發現的鬍子，共同構成了他全部的證據。

但是歐內斯特爵士的盤問還在後頭。

“你搜查被告房間的時候是哪一天？”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正是慘劇之後的一週？”

“是的。”

“你說你在五斗櫥裡發現了這兩樣東西，抽屜沒上鎖吧？”

“是的。”

“你覺不覺得，一個犯了罪的人把罪證放在一個隨便誰都能找到的沒上鎖的抽屜裡，這幾乎不太可能？”

“可能他是匆忙間塞進去的。”

“可你剛才說過離案發整整一個星期了。他有充足的時間移走並銷燬它們。”

“可能吧。”

“關於這點，不存在可能。他有還是沒有充足的時間移走並銷燬它們？”

“有。”

“下面藏著這些東西的那堆內衣是厚還是薄？”

“厚的。”

“換句話說，這是冬天時穿的內衣。顯然，被告不應該去開那個抽屜，對嗎？”

“也許吧。”

“可否回答我的問題？被告有沒有可能在盛夏最炎熱的那一週，去開一個裝有冬天內衣的抽屜？有還是沒有？”

“沒有。”

“既然如此，有沒有可能現在說的這兩樣東西是第三個人放在那兒的，而被告對此一無所知？”

“我認為不太可能。”

“但還是有可能？”

“是的。”

“可以了。”

接下來是更多的證據。關於七月底被告發現自己陷入經濟危機的證據，關於他和雷克斯太太有染的證據——可憐的瑪麗，對一個有自尊心的女人而言，聽到這些，該多麼苦澀啊。伊芙琳·霍華德說的是對的，雖然她對阿爾弗雷德·英格爾索普的憎恨讓她一口咬定他就是那個與本案有關的人。

之後，勞倫斯·卡文迪什被帶入證人席，低聲回答著菲利普先生的問題。他否認六月份在百盛訂過任何東西。實際上，在六月二十九日，他就遠離莊園到達威爾士了。

歐內斯特爵士的下巴立刻挑釁似的翹了起來。

“你否認於六月二十九日向百盛訂購過黑鬍子嗎？”

“沒錯。”

“啊，萬一你哥哥發生什麼事，誰將繼承斯泰爾斯莊園？”

這個殘忍的問題讓勞倫斯蒼白的臉立刻一片通紅。法官不滿地咕噥著，被告席上的約翰則憤怒地向前探著身子。

海維韋薩根本不在乎他當事人的憤怒。

“回答我的問題。”

“我想，”勞倫斯平靜地說，“會是我。”

“你說‘想’是什麼意思？你哥哥沒有孩子，你會繼承它，是嗎？”

“是。”

“啊，很好。”海維韋薩那和藹的語氣中有一種殘忍，“而且你還會繼承一大筆錢，對嗎？”

“實際上，歐內斯特爵士，”法官抗議道，“這些問題跟本案無關。”

歐內斯特爵士鞠了一躬，繼續發射利箭。

“在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你和另一位客人去參觀了塔明斯特紅十字醫院的藥房，是嗎？”

“是。”

“有那麼幾分鐘的時間你正好是一個人待著，你是否打開了毒藥櫥櫃，檢查了一些瓶子？”

“我……我……可能吧。”

“我認為你確實這麼幹了吧？”

“是。”

歐內斯特爵士又向他發射了第二個問題。

“你是否特別檢查過一個瓶子？”

“沒有，我不這麼認為。”

“小心點兒，卡文迪什先生。我指的是裝有鹽酸士的寧的一個小瓶子。”

勞倫斯的臉色一下子變青了。

“不……我真的沒有。”

“那你怎麼解釋瓶子上面留下了你清晰無誤的指紋？”

這種恐嚇的手段對緊張的情緒來說非常有效。

“我……我想我可能拿過瓶子。”

“我也這麼想！你從瓶子裡拿出過什麼東西沒有？”

“當然沒有。”

“那你幹嗎拿瓶子？”

“我曾經學過醫學，對這種東西自然感興趣。”

“啊！所以你對毒藥‘自然感興趣’，對嗎？然而，你是等到只有一個人時，才滿足你的‘興趣’的吧？”

“那純粹是巧合。就算其他人在那兒，我也會這麼做的。”

“可是，這事發生的時候，其他人不在那兒吧？”

“不在，但是——”

“實際上，整個下午，你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是獨自一人，然而你對鹽酸士的寧的‘自然的興趣’就發生在——我說，發生在——幾分鐘之內，是嗎？”

勞倫斯結結巴巴地說得很可憐。

“我……我……”

歐內斯特爵士滿意地說：

“我沒什麼要問你的了，卡文迪什先生。”

這幾個盤問在法庭上引起了強烈的騷動。在座許多打扮時髦的女人都忙著交頭接耳，她們竊竊私語的聲音越來越響，法官不得不生氣地威脅說如果不馬上安靜下來，就要把她們從法庭請走了。

還有一個證據。幾個筆跡專家就藥店毒藥登記冊上的“阿爾弗雷德·英格爾索普”這一簽名發表了看法。他們一致認為這不是他的筆跡，並認為也許是被告偽裝的。盤問之後，他們承認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巧妙偽造的。

歐內斯特·海維韋薩爵士的發言並不長，然而卻使案情有利於被告，並且態度強硬有力。他說，在他多年的經驗中，從來——從來都不知道單憑一點微弱的證據就可以指控謀殺。這些證據不僅僅完全是間接的，而且絕大部分都沒有得到證實。讓他們來看看這些他們聽過和公正地篩選過的證據。士的寧是在被告房間的一個抽屜裡發現的。正如他所指出的，這個抽屜沒有上鎖，並且他認為沒有證據能證明把士的寧放在那兒的人是被告。實際上，這是某個第三者把罪行嫁禍給被告的邪惡目的的一部分。控方無法提供哪怕一點證據支援他們的論點，即從百盛訂購黑鬍子的人是被告。被告已經坦白承認他和繼母之間發生過爭吵，但這件事還有被告的財政困難都被嚴重地誇大了。

他那博學的朋友，歐內斯特漫不經心地向菲利普斯點了點頭，然後說道，如果被告是清白的，在聆訊時就應該站出來解釋吵架的人是他，而不是英格爾索普先生。關於這一點，爵士認為事實被扭曲了。實際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星期二晚上，被告回到家裡，有人確定地告訴他英格爾索普夫婦發生了激烈的爭吵。被告絲毫沒有懷疑有人可能把他的聲音錯聽成了英格爾索普先生的。因此他想當然地認為繼母吵了兩次架。

控方斷言，七月十六日星期一那天，被告裝扮成英格爾索普先生去了村子裡的藥店。恰恰相反，那個時間被告正在一個叫做“馬斯頓的小樹林”的偏僻之地，是一張匿名字條讓他去那兒的，字條上是一些勒索敲詐的話，威脅他如果不照做就會向他妻子透露某些事情。因此，被告到達了指定的地點，白白地等了半個小時才回家。不幸的是，來回的路上他沒有遇見一個人能證明這件事的真實性。幸虧他保留了這張字條，可以作為證據。

至於有關燒燬遺囑的陳述，被告以前當過律師，一年前所立的那份有利於他的遺囑，已經因為繼母的再婚而作廢了。他會出示證據證明是誰燒了這份遺囑，而且有可能為本案開啟一個全新的視角。

最後，他向陪審團指出，除了約翰·卡文迪什，還有不利於其他人的證據。他引導他們注意一個事實，對勞倫斯·卡文迪什的不利證據就算不如對其兄長的有力，至少也是不相上下的。

此時，他傳召了被告。

被告在證人席上表現得很好。經過歐內斯特爵士的巧妙處理，他把故事講得既精彩又讓人信服。他出示了收到的匿名字條，並交給陪審團檢查。他願意承認自己出現了經濟困難，以及跟繼母的分歧，這對他否認謀殺很有助益。

結束陳述之後，他頓了頓，又說：

“我必須澄清一件事。我完全拒絕和否認歐內斯特·海維韋薩爵士針對我弟弟的暗示。我深信，我弟弟在此案件中所做的絕對不會比我多。”

歐內斯特爵士只是笑了笑，他敏銳地注意到，約翰的抗議已經在陪審團中產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接著，盤問開始了。

“我認為，你所說的你沒有料到證人可能把你的聲音錯聽成了英格爾索普先生的。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我不這麼認為。有人告訴我說我母親和英格爾索普先生吵了一架，而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不是真的。”

“女傭多卡絲重複了談話片段——你一定記得這些片段——之後，你也沒有想到嗎？”

“我沒聽出來。”

“你的記憶肯定非常短暫！”

“不是的，但當時我們都很生氣，而且我覺得說了很多多餘的話。我沒怎麼留意我母親實際都說了什麼。”

菲利普先生表示懷疑的冷哼是法庭辯論技巧的一個成就。他轉向了字條的話題。

“你恰到好處地提交了這份字條。告訴我，上面的筆跡感覺熟悉嗎？”

“不熟悉。”

“你不認為這和你那經過偽裝的筆跡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嗎？”

“不，我不認為。”

“我告訴你，這是你自己的筆跡！”

“不是。”

“我告訴你，你急於證明自己不在犯罪現場，所以想出了這麼個虛假而不可思議的約會的主意，並且自己寫了這張字條以證明你的陳述！”

“不是。”

“就在你所宣稱的自己在一個偏僻、人跡罕至的地方等待的時候，其實你是去了斯泰爾斯村的藥店，以英格爾索普先生的名義買了士的寧，是這樣嗎？”

“不，這是個謊言！”

“我告訴你，你穿著英格爾索普先生的一套衣服，貼著跟他相似的修剪過的黑鬍子，到了藥店——還在登記冊上籤了他的名字！”

“絕對沒有這種事。”

“那麼我把字條、登記冊上的字跡，還有你自己的筆跡，這三者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交給陪審團審議。”說完，菲利普斯先生坐了下來，一臉已經盡到職責、但仍對這種蓄意的偽證感到十分震驚的表情。

此後，由於時間已晚，案子下星期一繼續開庭。

我注意到波洛的樣子十分氣餒。我太瞭解他糾結的眉頭了。

“怎麼了，波洛？”我問。

“啊，我的朋友，事情不順啊，不順。”

我心頭禁不住安慰地一動。顯然， 約翰·卡文迪什可能會被宣判無罪。

到家以後，我的小個子朋友揮手拒絕了瑪麗發出的喝咖啡的邀請。

“不了，謝謝你，太太，我想上樓去自己的房間。”

我跟著他。他走到書桌旁邊，仍然皺著眉頭，拿出一小盒紙牌，然後拖了一把椅子到桌邊，而且讓我詫異萬分的是，他開始一本正經地搭紙牌房子了！

我不自覺地拉長了臉，他馬上說道：

“不，我的朋友，我不是老糊塗了！我在穩定自己的神經，僅此而已。這工作需要手指精密。手指精密才能讓大腦精密。我從未像現在這樣這麼強烈地需要它！”

“出了什麼事了？”我問。

波洛朝桌上使勁捶了一拳，推翻了他仔細建造的大廈。

“是它，我的朋友！我能造一座七層高的大廈，可我不能——”捶了一拳，“找到，”又是一拳頭，“我跟你說過的最後一環。”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只好保持沉默。接著，他又開始慢慢地搭建紙牌了，同時還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

“完成了——就這樣！放上——一張牌——另一張——用數學的——精密度！”

我看著紙牌房子在他手中不斷增高，一層接一層。他從來沒有猶豫或動搖過。簡直就像是在變戲法。

“你的手真穩，”我說，“我相信我只看到你的手抖過一次。”

“毫無疑問是在我生氣的時候。”波洛十分平靜地說。

“確實！你怒氣沖天。你還記得嗎？在你發現英格爾索普太太臥室裡那個檔案箱被撬開的時候。你站在壁爐臺旁邊，習慣性地擺弄著上面的東西，手抖得就像一片樹葉！我得說——”

但是我突然打住了。因為波洛嘶啞而含混地大叫一聲，再次推翻了自己的傑作，雙手按在眼睛上不停地揉著，顯然非常痛苦。

“天哪，波洛！”我大叫，“你怎麼了？病了嗎？”

“不，不，”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是……是……我有了一個想法！”

“啊！”我長舒一口氣，大聲說道，“是你的那個‘小想法’嗎？”

“哦，實際上，不是！”波洛坦白地說，“這一次是個非常巨大的想法，了不起的！這是你——你，我的朋友，給我的！”

忽然，他緊緊地抱住了我，熱情地親吻我的雙頰。還沒等我從震驚中恢復過來，他已經跑出了房間。

這時，瑪麗·卡文迪什走了進來。

“波洛先生怎麼啦？他從我身邊衝過去，大喊著：‘汽車庫！看在老天爺的分上，告訴我汽車庫怎麼走，太太！’可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已經衝到大街上了。”

我急忙來到視窗。沒錯，他在那裡，正在街上猛衝，沒戴帽子，邊跑邊做手勢。我轉向瑪麗，對她做了個表示絕望的手勢。

“他被一個警察攔了一下，接著又跑了，現在拐過街角了！”

我們的目光相遇了，無能為力地對視著。

“出了什麼事？”

我搖搖頭。

“我不知道。他正在搭紙牌房子，忽然說有了個想法，於是，就像你看到的那樣，他跑了出去。”

“好吧，”瑪麗說，“希望他晚飯前能回來。”

可是，夜幕降臨了，波洛還沒有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