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壞政權來說，最危險的時刻，恰恰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在中國尤其如此。不給統治者留條後路讓他們安全退出，哪個統治者敢讓步改革？特別是滿清政府，他們是異族，手上沾滿了鮮血。但是要給他們留後路，那些充滿憤怒的受害者哪個會同意？這都怪他們造的孽太多了。

隨著滿清政府的進一步的衰退以及一系列喪權辱國的行為，國人對這個已腐朽透頂的政權徹底喪失信心。

清末新政是這個垂死的朝廷所做的最後的努力，希望可以用改革來遏制革命，改革進一步，革命退一分，來來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這卻是愚蠢的滿清所未料到的。

清廷簡短宣佈預備立憲的上諭，其中有“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條文，與其說這是憲政，毋寧說這不過是開明專制的外衣。

隨後推出的《欽定憲法大綱》有很多抄自日本的《明治憲法》，而比後者更為落後，規定內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專制，詮釋了所謂“大權統於朝廷”的具體內容！很倒黴，滿清顯然選錯了老師，想將日本那種垃圾的政治體制移植過來，卻不知日本給亞洲各國在政治體制上開創了一個很壞的先例。

光緒下諭頒佈憲法大綱，“限九年籌備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憲的最後限期就是1916年。從無期到有期，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但問題是，龜兔賽跑，革命會等你九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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