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遊學譯編》、《浙江潮》等書遞到了阿發的手裡，他有些疑惑，隨手翻了幾頁，抬起頭詢問道：“反對滿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黨？”

查理宋見阿發只是疑惑和詢問，卻沒有什麼驚訝神情，便覺得大有希望，笑道：“這是朋友們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說，我是林肯的忠實信徒，覺得這些書挺不錯。”

阿發似信非信地點了點頭，微微一笑，調侃道：“印行禁書，必定發財，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條規律吧！”

“發財嘛，算是吧！”查理宋望著阿發，意味深長地說道：“那陳先生對革命黨，革命，又是怎麼看的呢？”

阿發想了想，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那查理怎麼看國學和實用科學？革命是破而後立，還是隻破不立，或者說是隻會破不會立？革命是隻需要鼓與呼的宣傳家，還是也需要埋頭苦幹的工作者？”

這一連串的問題立刻讓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當時的絕大多數革命者心裡，幾乎都有一個革命萬能的認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滿清政權，革命成功了，便一切問題都能解決。國家能獨立強盛，民族能復興升騰，百姓能安居樂業，革命似乎就是一劑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

但實際上呢，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獨立要取決於多種因素。對一個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換舊符”，具有明顯的質的突變；但對一個社會形態的物質基礎、科學文化乃至人才發展而言，在新質基礎上開始的新的飛躍卻是離不開量的積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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