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托拉斯法、種族細分法案以及最後的關稅三條，構成了阿爾頓帕克爾就任總統以來的第一篇國情諮文，平心而論，每一條都不可能照顧國家的所有公民。但這一篇國情諮文全部篇幅都是這樣，尤其是最後一條關稅問題尤其如此。

長期以來，尤其是共和黨執政的時候，提高關稅讓本國的工業發展壯大，已經成了約定成俗的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樣。

都二十世紀了，合眾國南北方的經濟基礎倒不像是內戰之前劍拔弩張，卻也沒有大的變化，問題沒有這麼尖銳但也沒有消失。

對於南方公民和中西部的公民來說，關稅降低有好處，至少讓他們出售農牧產品的時候多了一種選擇，至於工業企業能不能經受住外來工業產品的衝擊，這管我屁事。

就連謝菲爾德也贊成降低關稅的決策，哪怕聯合公司已經成了國內工業聯合體當中的強大存在，正常來說是反對關稅降低的。

奴隸主自然有自己的考慮，作為一個康采恩模式的大企業，聯合公司抵抗衝擊的力度，肯定比其他企業要強得多，可以施展借刀殺人的手段，聯合外企絞殺國內的競爭者。

這肯定是對國內不利的，但不一定對聯合公司不利，在民族工業和自己公司的利益之間，謝菲爾德果斷選擇了自己公司的利益。

“你不是說這種聯合外企對付本國企業的行為，是非常低端的手段麼，叫買辦？”安妮也知道華盛頓那邊，正在進行關稅調整的爭論，民主黨降低關稅得到了中西部和南方很多人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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