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不新鮮，不加社會主義這個限定條件，不過是中國歷史的常態。不管是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土地，還是作為工業資本的工場，中國一兩千年，政權都是最大的掌控者。大多數情況下，稅收只是支付官員和軍隊俸祿的作用，維持政權運轉的巨大成本，其實是由政權直接掌控的生資料來承擔的。

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商業越發達，社會財富越向流通領域傾斜，政權的財政能力越弱。宋朝的數次變法，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商業領域的控制。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杜中宵也不知道。他曾經學過的政治經濟知識，大多與宋朝的現實不符，沒有照方抓藥的條件。學的那些理論，是以歷史上的歐洲為原型推出來的，以農奴制為基礎，了不起加個俄國的農村集體公社做補充，所謂的東方模型是印度。中國這種大一統、政權掌控一切的政治模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被忽略掉了。理論中的很多制度革命，本就是中國政權歷史上的常態。而在政治中被作為典型的中國模式，晚清民國時期土豪劣紳控制天下的局面，恰恰不是歷史的常規形態。

沒有理論指導，那就只能根據經驗來了。杜中宵建立的鐵監，建立的以商場為核心的常平司掌控的商業系統，就是按照前世經驗照貓畫虎。不過那個時代的改革，初期是從有到無，把這些從政權的手中放到民間。現在是從無到有，先把官方掌控的工商業建起來。至於以後，只能從實踐中摸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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