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來到這個世界也有十餘年了，在這期間他也在不斷的適應和研究這個社會，試圖抓住難得的轉型期尋找一條適合大宋的康莊大路。隨著研究的深入，從以前對儒文化的不贊同、甚至對有些理念持排斥態度，開始發生了轉變，發現其中也有些道理。

首先宋朝開啟了科舉公平競爭的閘門，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個官僚隊伍主要出自科場的選拔，他們雖有等級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別”，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

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係也開始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所有這些變化，已經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朧嚮往。其中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

在社會上，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趙昺以為這在近代公民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當然在他看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別。

其次相對於前代來說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鬆，相容精神也遂應運而生。宋學在其創立形成期秉持相容幷蓄的開放姿態，頗具懷疑精神與創新活力。與此同時，對宗教和經世上頗能寬容並存，客觀肯定別派可取處，使佛門在學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從儒佛中汲取養分，而最高統治者也以相容精神處理宗教關係，三教和平共處成為常態。而在相容幷蓄中，士農工商也能不斷吸收、借鑑、融合其它異質文化，產生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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