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翻開史書的時候，發現文臣‘知兵’的人很是不少，趙昺也曾有過這樣的考慮，既然文臣能領兵，又便於控制，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在實踐中他卻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知戰陣，能領兵者寥寥無幾。

這當然不是趙昺的臆斷和偏見。因為行朝成立於國破家亡之際，混亂的情況下也顧不得許多，可以說文武齊上陣，如陸秀夫曾在陳宜中出走後主持軍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組織義勇抗元、陳則翁則是以廣東路轉運使的身份在廣州抗元等等，可以說朝中許多文臣都有領兵的經歷。

但是文臣領兵的結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斬於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滅，若非趙昺穿越而來，陸秀夫便揹著幼帝蹈海殉國，大宋最後一絲餘暉墜於崖山。就這段歷史而言，他以為所謂文臣領兵就不大靠譜。

趙昺以為這失敗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後的制度問題，讓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長的環境。宋朝的重文輕武，逐漸發展成文臣領導武將、武將帶領士兵的局面，讓這些讀書人直接指揮士兵上陣衝鋒，也是有些強人所難了。

所以說隋唐之後文臣知兵就是個笑話，而入宋後除了太祖，歷代皇帝也都是隻會紙上談兵，可還要每逢大戰授陣圖，如此軍事指揮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敗亡其實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會說，明朝重文輕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稱得上是‘以文馭武’，可知兵的文臣卻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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