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發展到今日，其實已經證明，各朝各代由盛而衰，直至滅亡，被新的朝代所代替，絕不是政體出了問題，也不是治理制度出了問題，而是治國思想出了問題。創造一切條件發展生產，使物阜民豐，百姓安居樂業，在此基礎上佐以禮教規範，才是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儒家學說重禮教而輕生產，其實是本末倒置，也是根本之亂源。”

“朕如此說並非徹底否定禮教，相反，禮教興盛一千三百多年，自有其獨到之處，朕還是十分尊崇的。但，誠如長庚所言，儒家確實缺乏相容幷蓄的氣度，法家、墨家、道家思想都有其積極的一面，為什麼不能吸取呢？而儒家妨礙進步的思想為什麼就不能摒棄呢？只有採百家之長，才更有生命力嘛。”

“故，朕之治國以民為本，其實就是要扭轉儒家只重禮教而輕生產的弊病，重生產，保民生，在此基礎上，再發揮儒家的教化作用，方能保我永曆朝長久繁榮昌盛。”

說到這裡，朱由榔看了一眼正在沉思的眾人，接著道：“眾卿以為如何？”

朱由榔剛才說的這番話，其實是後世很多賢人探索證明過的了。

清末時，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開啟國門，清朝割地賠款，國力日衰，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識之士，覺得可能是制度出了問題，應該仿效西方，“師夷之長技而制夷”，因而進行了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失敗後，人們開始思考，又覺得可能是國體出了問題，應該效仿英國的“君主立憲”或者法國的“共和”政體，於是又有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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