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天下都關注向了西北的戰事，自然是因為有強大的勢力在背後推動這份輿論。

這個勢力沒有別人，就是學子與市民階層。

士大夫們壟斷了大量財富，剝削壓榨百姓，這是大宋，或者說整個中原自古有之的弊病。

陳東在廷議上也直言，這是平息此次物議必須面對的兩個方向之一。

但讓如今的學生們直面士大夫,無疑是勉強了一些。

更加穩妥的方式是，學生、市民們在外部汲取營養和財富，壯大自身。積蓄實力，抹平與士大夫們的勢力差距。然後厚積薄發，在政治、經濟兩個方面同時發力，將士大夫們掃入塵埃。

同時，這也是給士大夫們一個自我革新，改頭換面的機會。

不得不承認，儒家認死理的時候,非常迂腐固執，他們能兩千年如一日的對著一本《論語》，研究論語中每個字是什麼意思。每句話的一千零一種截句方式。從一句沒頭沒尾的話，從中間擷取三個字、五個字如何釋義。簡直病態加腦子不正常。

但靈活的時候，又靈活的不可思議。相容幷蓄，與時俱進，用盡一切手段滿足於統治者的統治所需。

現在大宋天子逢朝議、廷議，便談發展，涵蓋農業發展，工商發展，技術發展，學術發展。

所以包括儒家士大夫在內都在討論儒學應該如何變通，汲取其他學派之所長。

給儒家幾年時間,儒家經義的主旨忽然變成“鼓勵工商，其命維新”,趙桓都不會有什麼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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