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聯大的系主任是輪流坐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系主任。擔任系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系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事實上當時的系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中文系的學風和別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製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資料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後，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了。總而言之，中文系的學生更為隨便，中文系體現的“北大”精神更為充分。

如果說有一點什麼“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嚴家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係。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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