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李孝恭可並不窩囊，他是很有主意的一個人。

在他向親近臣下們說出自己的決定的時候，其實他早已派遣使者去了蕭銑處，這個時間點甚至在金州失守之前。

也就是說，當他在察覺到形勢不妙，又自感無法以蜀中之人力物力與敵人抗衡之初，便已有了決策，並付諸了行動。

而在這之後，他做了很多的準備，比如說召劉弘基回來議事，又比如說給柴紹寫去書信，陳說利害。

再有就是今年的秋糧除了滿足各郡之需外，一律運回成都，屯於庫房之中，再比如他招攬的一些蠻族都從他手中得到了兵甲，糧食等輜重，開始準備作戰。

還有就是對於各地的地方官吏，守土之將士，他都派了人去安撫，效果不曉得，只有臨到戰時才能看的出來。

李孝恭對此倒還有些信心，他認為即便李定安勢大，軍伍精強，可其人出身太低，應該無法得到蜀中官吏們的認可，即便為勢所迫而獻了城池，屬地，之後只要稍有挫折，就必有反覆。

其實按照他的看法，李破和薛舉，竇建德，李軌等人並無二致，皆乃亂世之元兇，逞威之賊夥而已，若是承平時節，連給他們隴西李氏看門的資格都沒有，如今乘勢而起，不過能逞一時之威罷了。

天下那麼多的世族子弟，又如何能讓此類賊人得逞？

這是標準的門閥子弟的思維方式，起於秦漢，盛於晉末亂世，一直到隋末，其勢日衰，可流毒依舊，並無根本性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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