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范仲淹這種士大夫來說，白蓮社這種蠱惑人心動盪社會的存在就是大宋王朝的毒瘤，必須早日割掉才能免除大患。

說來也是諷刺，封建社會計程車大夫居然是最反對邪教組織的，白蓮社看重民心，而士大夫更加看重民心。

對於他們來說，老百姓就是一個國家的基礎,甚至於國家的強大與否可以直接與人口掛鉤。

在士大夫眼中，百姓就是國家的財富，人越多，可以開墾的土地便越多，開墾的土地越多便能養活越多的百姓，如此良性迴圈之下，王朝便越富庶。

王朝越富庶，他們才能體現出他們的價值與抱負！

但接下來呢？必然是貪腐開始出現,各種剝削,壓榨，亂政，層出不窮，將一個強盛健康的王朝變成體弱多病的廢物。

貧富差距過大，百姓活不下去，農民起義便會率先爆發，給這個衰敗的王朝狠狠一擊重創。

而那些被壓制許久的外敵開始將眼光飄向了中原王朝，內外交困之下，中原王朝終於在風雨飄搖中大廈傾覆。

又恰恰在這個時候，又會湧現出許多的能人出來，文人墨客也會發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類的無限的感慨。

每當漢家經歷脫胎換骨的陣痛時，總有非凡人物出現，或是改朝換代，或是成為歷史的罪人，漢家的罪人。

但誰也不會記得，這個悲劇的迴圈就是自稱文人、儒者計程車大夫集團所一手造成的,他們一邊追求誰的穩定，同時又在破壞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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