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廝羅是有預謀的拖延時間，想要追上他幾乎不可能，但他也太小看大宋的辦事效率了，想要輕鬆獲得朝廷的承認需要一個繁雜的過程。

單單是中書省的行文就需要好長一段時間，何況還有劉娥的詔書要經過翰林學士的起草和修改，若是太過甚至有可能被封駁。

不要小看相公的權利，有時候劉娥的意見必須要得到呂夷簡的點頭,如此才能算是正式詔書，否則單單是中旨還不能讓角廝羅獲得大宋上下的認可。

但呂夷簡同樣有左右劉娥意志的能力，葉安擔心的就是文官對外族的“寬容”。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宋的文官對待歸化的外族呈兩極分化的態度，弱小的便不拿人家當人看待，強大的反而給予更多的優待。

看看西羌人與黨項人之間的差距就知道，這在葉安看來就是一種欺軟怕硬的表現,但在大宋的文臣嘴中就變成了撫強壓弱。

這一直是大宋的國策，對於強大的外族蠻夷以安撫為主,至於那些已經歸附的或是臣服於大宋的較弱外族，多以施壓來使其安穩。

但這樣做的結果恰恰相反，如此一來只會讓強大的外族更加瞧不起大宋，屢次犯邊，而已經歸附大宋的小部族則會開始憤恨，甚至是造反。

葉安也不知道大宋的官僚體系如此成熟的情況下為何會犯這種低階的錯誤。

難道不應該拉攏弱者共同對抗強者嗎？為何要扶強除弱？！在趕往東京城的路上他一直想不明白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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