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遺書》（一九九七）。兩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繹同志世界的他（她）／我關係。思索色慾形上與形下的消長互動，則自剖情之為物最誘人也兇險的可能。兩部作品在辯證情慾和書寫的邏輯上有極大不同。叩問書寫作為救贖的可能，“我寫故我在”的可能。則是不折不扣死亡書簡，因為作者以自身的隕滅來完成文字的銘刻。兩部作品都有相當自覺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變裝”為男同志的書寫，演繹性別角色的流動性；後者則將書寫醞釀成為一樁（真實）死亡事件。

如上所述，郭強生的作品充滿表演性，也借這一表演性通向他的倫理關懷。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學形上劇場，也不是邱妙津式的決絕生命／寫作演出。他的對同志倫理的推衍，表現在對推理這一文類的興趣上。已經可見推理元素的使用。是在裡，郭真正將這一文類抽絲剝繭的特徵提升成對人物關係、身份認同的隱喻。在同志的世界裡，人人都扮演著或是社會認可，或是自己欲想的角色。這是表演甚至扮裝的世界，也是一個諜對諜的世界。雙方就算是裸裎相見，也難以認清互相的底線。

對郭強生而言，推理的底線不是誰是同志與否，而是愛情的真相。這是著墨最深的地方。如果“愛情”代表的是現代人生“親密”關係的終極表現，郭強生所刻畫的卻是一種弔詭。同志圈的愛慾流轉，往往以肉體、以青春作為籌碼，哪有什麼真情可言？同志來往“真相大白”的時刻，不帶來愛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對地，郭強生也認為正因為這樣的愛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鋌而走險、死而後已的戀人，不是更見證愛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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