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向皇帝表示願身先士卒外，也分析局勢，認為契丹不過虛張聲勢而已。

上述經歷表明，張亢初出道為地方文官，已非平庸之輩。而後有機會接觸西北邊防時，性豪放、有膽識、喜功名的特性，又促使其積極報效國家，未雨綢繆發出預警，並不厭其煩地陳情“攻守之計”，因此得到朝廷的關注。由此也毅然走上棄文從武之路，起碼從文獻上沒有看到他拒絕或者推卸的任何記錄。

張亢慨然投身軍旅，實屬不易。

宋代官制下，掛名武官頭銜的人，並不見得都參與軍務，許多執掌倉庫、監管稅務、效力案牘、廁身宮闈，甚至服務醫界的人，都歸屬武職系列。如宦官就全是依照武官資序升遷。但張亢不僅像前輩柳開、陳堯諮那樣赴河北前線就任地方官，更長期在西北對夏戰場出任帶兵軍職，或鎮守一方，或指揮作戰。可以說，他是真正經歷了戰火血光的戎馬將軍。

寶元元年（1038），元昊稱帝，宋夏關係破裂。大致在此不久，張亢被調往西北，出任涇原路兵馬鈐轄，兼任渭州（今甘肅平涼）知州。渭州乃西部重鎮，涇原路則為陝西前線四路防區之一，正北方面對西夏的中心地帶，如當時人所指出：地勢開闊，易攻難守，直接關係關中安危，“關中震驚，則天下之憂也”。當戰爭尚未爆發之際，當政者顯然是看中張亢的才略和膽識，才賦予如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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