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生民立身之本，賦稅是國家收入之源，農桑對於中原王朝來說永遠都是重中之重，歷朝歷代無不以此為國之大政，大唐要想永遠保持國力上的優勢，那調整農桑上的弊端就成了刻不容緩之事。

朝廷每年大考的時候，農桑之論都是必考之題，其目的就是讓入仕之官勿忘國家、生民之本，好生在野為天子飼牧一方。

前番朝廷收天下fo門之地，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方土地上的矛盾，可這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根本的上的問題；是以李承乾特意上了一本論狹鄉遷寬鄉，移民戍邊的本章。

可這是關係國家根基之事，李世民不得不持重處之，並沒有著急與諸相商討，而是把三個兒子叫來，家中的意見統一了，外面的事才好說。

自北魏至唐，在土地政策上皆施行均田制，凡諸地狹人多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不能依例受田，其民戶受田數量大多少於寬鄉。換一種說法就是地廣人稀的地方為寬鄉，地狹人稠的地方為狹鄉。

且勳貴士紳皆不用納賦從役，國家的財政來源皆來自於小民百姓之身，一旦出現什麼天災人禍，則百姓顆粒無收，朝廷府庫也將陷入空虛之境。於國來說這完全就是一場豪賭，好壞全看天意，不管皇帝還是李承乾都不願意拿國作賭。

靠租田過活的人已經不少了，如果不加以調理，那這種情況則會成為愈演愈烈之勢，漢時土地兼併的產生的惡果就在面前，前車之鑑不可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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