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青帶來了一個震驚眾人的訊息，福州知州任大道，將下轄兩個縣的縣令，給抓起來扔進了大牢。

而且，擇日問斬。

這確實是夠震驚的，雖然大宋朝規定江南、廣南東西兩路、福建路地方州府有權審判下轄郡縣。

必要之時，可行先斬後奏職權。

什麼意思呢，就是像是那些離著京城偏遠的地方，山高皇帝遠交通不便資訊閉塞的地方，如果遇到緊急之事，地方州府有權審判下轄郡縣官員。

甚至，可以先斬後奏。

這麼做，為的只是想提高朝廷的辦事效率。

慶曆新政之後，朝廷的辦事效率確實是增加了。

可是，范仲淹等人有時候似乎用力過猛了，一味地追求效率，忘記了事情有著他本來應該有的樣子。

那就是，法度。

要知道，像是福州這種地方。

比如說一個地方縣令犯了法，州府無法對其審判。

只能將其罪行上報朝廷，然後再由朝廷派駐京官來審案。

或者，若地方縣令犯法嚴重，則由州府官員將其押赴京城，等候皇帝處決。

可是，這一切的前提都是時間。

要知道，從京城到福州，走陸路的話走個大半年實屬正常。

這麼遙遠的距離，想審判一個犯了法的官員，調查取證、卷宗審理。

不斷的上京上報，然後等待御批。

一套流程下來，一個犯了事的官員，從審判到定罪，往往要經過數年的時間。

甚至於，出現過有的官員老死，朝廷的判決還遲遲未下達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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