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官們對別頭試的名次排定，向來不甚上心，王安石更是不在意。

所以基本上就由梅堯臣幾個說了算了。但他們就一份卷子爭論不休，最後沒辦法，只好讓主考來定奪。

“看這份卷子，賦做得很潦草，詩卻是極好，論也驚人之處。但五篇策論，兩篇不甚用心，三篇很是考究，水平如此起伏不定，真不知該給他高高的，還是低低的取中。”

王安石拿過來翻看一遍，心裡便有數了，翻到最後一篇策論，仔細看起來，點頭道：“這文章浩然正大，脫盡五代以來的浮靡艱澀之風，且立論很是有力。”說著難得的笑起來道：“早先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主張寬以用刑。這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卻主張國法無情。”

“……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王安石輕聲念道：“有法不依，則法同虛設，法外開恩，則民不畏法，犯之者眾，是害民也。”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說立法是國之大事，官員為代表朝廷的執法者，只能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自由裁量，絕對不能擅作主張，只為表現個人的仁慈，就踐踏法律的尊嚴。

論點與前一篇針鋒相對，一個倡言仁義治國，倡言以法治國。不用說，都知道王安石會偏向哪一篇。事實上，把這篇文章，與前一篇相提並論，就表明了他的態度：“巧的是，他也用了個很類似的典故。而且是《禮記》上的，確定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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