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九年悄然而來，只是這個紀年在北京不能大聲喊出來，除非是活膩了想讓清軍砍頭。然而經過了血腥劫掠之後，北京的老百姓們對滿洲人已經深惡痛絕，再不肯用“順治三年”的叫法，於是更為書面和正規的“丙戌年”就成了普遍說法。

在私底下，更有不少人以“狗年”稱呼這個倒黴的年份，同時在“狗”這個字上加了重音，頗有些暗指的味道。

多爾袞在大年初一入宮與皇帝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賀，旋即又去了內宮與聽政太后商議國事。這種行徑對於滿洲人而言不算過分，但在漢人眼裡卻是有悖倫常。而道德具有傳染性，所以就連許多漢化程度較高的滿洲人都難以接受。

只是眼下濟爾哈朗因為天津之敗和京觀失察之罪抬不起頭，使得多爾袞權傾朝野，沒人敢於置喙。

其實多爾袞倒真的是去找布木布泰商議國事的。

而且是關乎整個滿洲的命運：是否放棄北京，退回盛京。

布木布泰自知沒有先帝那樣的雄才偉略，對多爾袞這個“聰明王”的名聲也充滿了懷疑，於是她想起了祖制。

祖制是以四大貝勒南面並座，不分高下，共同議政。後來黃臺吉花了大力氣，將旗權攏到自己手裡，終於實現了單獨南面問政，貝勒賜座，其他人侍立的規矩。即便黃臺吉稱帝之後，滿洲的旗權和政權仍舊相互牴觸，尚且不能算是完全的封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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