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南下,為大明子民爭奪生存空間,為大明帝國創造財福,為順利渡過大災害,並以不斷的勝利打出漢唐的驕傲自豪。
這已經是皇帝既定的方針,不可更改,差別只是在速度的快慢。
當然,包括熊廷弼在內,臣僚都對皇帝越來越顯露出來的擴張慾望,感到擔心和憂慮。
成祖時期的極限擴張,給財政帶來了很大的負擔,複雜的邊疆事務也讓朝廷感到難以應付。
比如下西洋,七年間共花費了四千多萬兩,對於年收入在千萬左右的明朝國庫,確實是巨大的壓力。
連朱棣在每次鄭和出海時都“一則一懼”,很多大臣更是冒著被殺頭的危險,上書諫阻,並將下西洋稱為“弊政”。
其實,從當時的情形來看,稱下西洋為“弊政”也是有道理的。不能從後世的眼光來評判當時人們的想法,因為花費巨大,負擔沉重,確確實實是存在的。
關鍵是思想和傳統的問題,當時的明朝是不考慮賺錢的,所謂“厚往薄來”、“重義輕利”,才是天朝上國的風範。
而下西洋作為炫耀國力的方式,實質上多是用豐厚的賞賜來顯擺。朝貢體系也是稟承著這樣的原則,以致番邦小國爭相前來,使大明帝國也有些吃不消。
朱由校的擴張當然是迥異於成祖,甚至是迥異於歷代皇帝。說白了,就是“利”字當頭,沒好處的仗不打,佔地要肥沃,或是有其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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