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圍繞著聖上的心思，江南商會眾人已經進行了數天的研究討論，連年都沒過好。

“三十稅一雖是太祖所定，但聖上似有意更改。加徵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要加到多少？”

“這正是為難之處。說多了，日後恐怕虧本；說少了，龍顏不悅，後果嚴重。”

唐默放下茶杯，稍顯無奈地說道：“只說加徵，不說具體數額，待聖上最後決定也就是了。”

眾人面面相覷，都苦笑點頭，表示可以先這麼糊弄。

其實，加徵是肯定的，但朱由校還真不會加徵太多。因為，明朝中後期的商稅收得太少，跟三十稅一的關係並不象想的那麼大。

該徵的不徵，偷稅漏稅嚴重，才是最大的問題。這與士紳地主隱漏錢糧，升斗小民承受重負是差不多的道理。

當然，太祖所定的商業政策也有很大問題，或者說是已時過境遷，不適合現在的社會經濟情況。

建國之初，商業活動經受戰亂，很是蕭條。

所以，朱元璋對商業和商人採取了保護措施，定商稅‘三十稅一’，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並下令裁撤稅課司局364處，使商稅較元末大大簡約。

在明朝前期，這樣的政策確實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但到了明朝中後期，工商業已經繁榮起來，皇權（包括太監、後宮、藩王）、官權、紳權也紛紛介入，稅收流失就成了大問題。

在後世人看來，攔路收費總有那麼點敲詐勒索的惡霸意味。可你看到整個大明的商稅收入，以及徵稅關卡的數量，就會覺得太少了，都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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