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來說，商人誘使皇帝不遵從“仁道”而是以滿足“私慾”為先，顯然進入了‘邪道’。

商人們缺乏認同感，就拼命資助寒門、拉攏後戚，要錢給錢，要糧給糧，寒門學子開始不透過士族、書院的門路也能夠晉升，便打破了這種平衡。

這使得恵帝之後的皇帝對寒門和後戚又產生了危機感。尤其是宮變時，後戚們能得到將門的幫助，甚至有私財裝備私兵，這些都是讓君權懼怕之事。

加之士族領袖的薛門損失慘重，士林的大儒們對進入朝廷或是參與政治的心思越來越淡，有的憤而隱居，有的不理世事只埋頭學問，書院裡有官場經驗又有學問的教員越來越少，能夠透過科舉入“士”的寒門學子數量也越來越少，即便有，許多都是隻通讀死書的“讀書人”，而非社稷真正需要的“士子”。

平衡一旦打破，怪圈就越來越險惡。權貴和後戚們互有恩仇，沒有了不停加入的新鮮血液做緩衝，矛盾越來越重；士族沒有了領袖，如同一盤散沙，國子監中寒門學子被打壓嚴重，而權貴等可以蒙蔭入士的子弟卻無心向學，攪得國子監中學風極差，有心教學的大儒也紛紛求去……

在這種情況下，皇帝既不敢寵愛派系越發嚴重的權貴、後戚，又不能重用寒門引起反彈，何況寒門學子良莠不齊，有才者往往還偏激，不是太過高傲，就是過於自卑，絕非能託付重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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