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置於神權之上，而現在則普遍認為將私人財產置於如此“神聖”高度是反人權的，這說明“人權”的核心意義在逐漸演化，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③社會主義社會和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的區別：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多數矛盾都應當為人民內部矛盾，雙方不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因此不應透過暴力手段解決；而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的貧農與地主之間，卻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嚴重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導致暴力的發生。這種情況下的暴力是為了解決問題的“沒有辦法的辦法”，被稱為“暴力革命”。

關於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也可以參考馬克·吐溫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只要我們稍稍回憶和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法國事實上存在兩個‘恐怖時代’。一個在感情衝動下進行屠殺，一個是冷漠地、蓄意地進行屠殺。一個只持續了數月，一個則持續了千年以上。一個使千餘人死亡，一個則使一億人喪生。可是我們只是對那個小規模的、短暫的恐怖時代感到恐懼。然而，刀斧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飢餓、冷酷的侮辱、殘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殺嗎？閃電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殺嗎？短暫的恐怖時代所填裝的棺材，只要城市裡的一塊墓地就能容納下了，卻有人不斷告訴我們要為之戰慄和哀鳴。可是，那自古以來的真正恐怖，那種不可名狀，慘絕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裝的棺材，就連整個法蘭西也容納不下啊，卻沒有人告訴我們要看到這種恐怖的巨大規模，要寄予應有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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