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初，絕大多數中國人依舊迷信國營、集體的廠子，認為端上鐵飯碗這輩子不愁吃穿。

許多城市待業青年幹著個體戶的同時依舊在聯絡工作，一旦有了指標，十有八九義無反顧的去工廠上班。

原因很簡單，社會上瞧不起個體戶，幹個體的小夥子哪怕有點錢也難找物件。

廠子的效益有好有壞，但凡出現哪個廠子紅火了，獎金、福利高了，有路子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各顯神通，調進。

不少廠子就是因為調入的關係戶太多，應了“花無百日紅”的說法，嫣兒了。

錢國棟以前就善於上下活動，他當然知道廠子紅火了會面臨什麼，但是他會用這些人情換取利益。

這裡的利益是雙關的，包含集體利益也會存在個人利益。

用得好了，廠子會更加紅火，過了頭，惹禍上身不可避免。

但是隻要堅守一條底線，不拿任何人的現錢，做到適可而止，坐牢還不至於。

錢國棟每次從廣東回來都會找黃道舟父子聊聊，黃瀚一直叮囑黃道舟和錢國棟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

不是要求他們苦著自己，而是要求他們膽子大一些，只要廠子效益好，厚著臉皮給自己定最高的工資，用不著考慮悠悠之口，萬萬不能搞變通，提高自己的收入。

這方面黃瀚有經驗，因為在九四年公司法出臺之前，黃瀚的單位就被查過，逮了幾個。

那時認定企業領導人、經營者貪墨兩千塊錢就可以判刑一年，但是哪怕簽字拿走了幾十萬工資、獎金，屁事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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