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躍文

我寫了近二十年小說，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謂官場小說。有種說法，叫我官場小說第一人。我是不敢承認這個名號的。我不是中國第一個寫官場小說的人，也不是寫官場小說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場小說寫得最好的人。儘管熱心的讀者朋友給了我相當多的讚譽，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評論家認為，自從十年前我的國畫出版，引發了中國當代官場小說熱，這也許是個事實。可能所謂官場小說第一人，就是從這件事上說起的。不過，這也不足以把這個名不符實的名頭掛在我身上。

我在這裡想說的是，即使沒有國畫的出版，中國當代官場小說也會因某個機緣熱起來。也許會因別人的某部小說，引發這個熱潮。不管人們如何看待中國當代官場小說，它的橫空出世已經是不可忽視的文學事實。可以想象，百年以後研究這個階段的文學史，閉著眼睛也繞不開這個事實。有這麼多的作家寫官場小說，每年出版這麼多的官場小說，官場小說又這麼受讀者歡迎，這已容不得誰承認或不承認其存在。而某些官場小說出版後所面臨的尷尬境地，同樣會是今後人們研究這個時期文學、社會和政治問題極有價值的個案。

為什麼說官場小說熱必然會出現呢？或者說，為什麼近二十多年來文學會如此關注官場？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們考察民間語言的變化，就可發現某種奧秘。語言的春秋筆法，在讀書人這裡是門學問，有時還需專門教育才能夠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經意就在使用這種表現手法。事實上，目前的官員與官場是兩個民間定義的概念，而與之相對應的正規概念則是幹部和黨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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