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莫里哀筆下的堂璜是個風流公子。但他首先是個教養良好的人；在惹上尋花問柳這種不可抵拒的習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種理想的典範，使自己在一個風流俊雅的年輕君主宮中成為備受讚賞的人物。

莫扎特筆下的堂璜則更接近自然，沒有那麼重的法國味。他不那樣考慮“別人怎麼說”先不說別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筆下的那個弗奈斯特男爵所說的，想到“自吹自擂”關於義大利的堂璜，我們所有的就只是這麼兩個形象。大概在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初期，他所表現的，也就是如此。

在這兩個形象中，有一個我是絕對不能介紹的，因為我們的世紀太“一本正經”了。我必須回憶我在拜倫勳爵那兒聽過多次的名言：“這個虛偽的時代”這種虛偽是那麼可惡，它瞞不過任何人，但它卻有一份極大的好處，就是給那些蠢東西提供說詞，要是有人敢對某事發表看法，或者對某事表示嘲笑，他們就會忿忿不平。它的不利之處，是大大地縮小了歷史領域。

若是讀者有雅興，允許我作一番介紹，那我就恭敬地說一說另一個堂璜的經歷。這在1837年是可以做到的。這個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現堂璜這樣的人，就是因為世上存在著虛偽。若是在古代，出現堂璜這種人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那個時候宗教就是快樂。它鼓勵人們尋歡作樂，又怎麼會懲處那些一心追求快樂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實行戒律，對危害國家，當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不過，對可能危害行動人自身利益的事，它並不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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