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硯瓦拿到尚濟民改後的稿子，不由得心生敬意。從首頁題目起，至最後一段，每一頁都改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有的在兩側空白處增加大段文字，有的把原有文字成段落刪除。整個文稿的結構也做了大的調整。陶硯瓦在臺式機上一頁一頁對著修改，一邊改一邊感覺確實比原稿站位高，更清晰、更有條理，也更有說服力。

稿子最大亮點，是從當前社會信仰缺失、誠信缺失、拜金主義、物慾橫流等現象頻生，亟須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出發，來論證建設新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新樓的功能定位加入了“國學研究和交流”的概念。

“國學”這個詞，近年大熱。許多學者言必稱國學。好象解決中國的問題，就看國學了。

其實細究起來，國學這個詞，雖然見諸先秦典籍，但當初講得和現在的概念不是一回事。首先那時的“國”不是現在的“國”，那時的“學”也不是現在的“學”。《周禮春官樂師》裡說：“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這裡的國學，是指由國家設立的學校，與近代以來講的國學涵義完全不同。

一般認為，如今“國學”這個概念，是從日本翻譯過來的。當年日本全面學習西方，就有日本人說要堅守日本文化傳統，即堅守日本“國學”。190年，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商議，在日本創辦《國學報》，後來逐漸有人主張研究、儲存國學，以抵禦西風日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還有人在日本建立了國學講習會，章炳麟講課，魯迅是學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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