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從山過去在中央辦公廳時寫得一手好文章，經常給光明日報投稿。

有一回講文學遺產，他發表了篇《也談紅樓》，當中探討了階權和慈孝，行文張弛有度又不失細膩，飽含了對寶黛愛情悲劇的歌頌。過後不久，就收到了份意外的讀者來信，信中熱切表達了對他文章的讚美，但同時也激動地指責他對金玉良緣的評判有失偏頗，直言薛寶釵不過是個主動投身囚牢的清醒人！

聶從山一看，提筆就回了洋洋灑灑三張信紙。

一來二去成了筆友，直到一年後秘書局來了批新人，聶從山才算是正式匯見了他的好筆友靳廣衡。

這兩位行事志趣並非處處相同，大到方針理念，小到柴米油鹽，吵嘴是常有的，卻偏偏成了摯友。往往釣魚釣到一半就爭得臉紅脖子粗，久而久之，其他同志也都習慣了。

後來靳廣衡結婚生子留在北京，兒子滿月酒上聶從山隨了個大紅包，還給取了小字，叫子安。不久，聶從山去河州做官，沒幾年就有了聶寶言。

等孩子稍大些，靳廣衡行差一步，在內鬥中站錯了隊，聶從山竭力上諫，才保了他一次。爾後，靳家也調回臨江省，在濱海紮根。

聶寶言七歲那年，靳燃第一次來河州。父母在客廳喝茶談天，倆小孩跑到後院玩。

聶寶言咬著手指，端詳這個長得特別好看的哥哥。

“你看我幹嘛？”靳燃聳了聳鼻尖，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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