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是她最擅長的事，沒有結果也是一種結果。

杜蘅一直這樣以為。

她很有囚犯的自覺，這種自覺就像戴過腳鐐的雙腿，很少邁出太超過的大步伐。

到底為什麼失眠，她想，或許因為王喜春。

王喜春的那雙眼睛，把她最壞的回憶勾出來了。

最壞最壞的記憶。

她需要睡眠，覺是無論如何都要睡的，奈何睡眠不需要她。

睡眠出走了，一聲招呼不打，把她丟棄，連條縫都不留給她鑽。

夜裡越躺越醒，驚歎號像是因為不能出現在夢裡，從而另尋出路，很多時候直接和眼前場景融合，方式粗暴。

血泊裡躺著的驚歎號、五天四夜的審訊、壓在一迭迭材料上的警帽、手電擰滅後必然的黑暗、會打量人的冷牆、那封遺書、包括母親潘晚吟留給她的最後一句話。

通通掙脫記憶的束縛，在她眼前井噴。

“Tochter，你是一個殘次品。”

“要怪就怪你父親，他荒謬，愚蠢，那個人是他的幫兇、同謀。”

潘晚吟講的是德語，她知道她能聽懂。

這是親密也是疏離。

1967年以後，潘晚吟豎起的精神旗幟比任何人都更早一步感知到學界風向，她早早收起可以和母語一樣熟練的德文功底，也收起她說英文時的劍橋口音，很少示人。

在警笛嗚嗚轟鳴，逐漸逼近的那個清晨。

她親密地對她說德文。

母女間最後一次對話，她稱她Tochter，甚至不願意喊她眉眉兒，用像厭惡擺放不夠整齊的任何事物一樣的眼神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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