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事件發生的一個半小時內，在市委的牽頭下，反恐臨時小組成立。公安、武警、民兵組織迅速趕往事發一線，封鎖現場和周邊道路，設定臨時警戒線，救護受傷群眾，並查驗現場人員的身份證件。

市委大樓裡，會議室儼然已改為臨時指揮部。這個時候廖書記就會分外後悔為什麼沒有學習南方的先進經驗，提前成立應急辦公室。猶記SARS危機那年，他還未進入市直系統工作，只是市委下屬邊緣部門的小公務員，親眼見證了一場場“運動式”的“問責風暴”。自此，問責制度正式席捲全國，成為地方官員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時時刻刻提醒著他，一輩子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這一刻，他桌子上的辦公電話歇斯底里地響個沒完，像一道道催命符。第一個電話來自黨校，原來今日不僅是司海齊回國的日子，也是戴行沛從各地弄來學習清汙精神的第一批領導們回程的日子。黨校請示，今日起飛能否安全、順利，可否派警力將各地領導護送至機場？

第二個電話是執行排查任務的公安部門負責人打來的，事發地點是市中心，時間為人口密集時間，在場人員中敏感身份者15人，其中有叄位外國記者，兩位旅遊的外籍人士，一位平戲的外籍訪問學者，不排除拍下現場圖片並加以摸黑、造謠的可能。

廖書記在看到自焚青年的白布條便知道，這不僅僅是一場鳴冤吶喊式的抗議，更不僅是為了救出那幾個被請去喝茶的學者。其根本目的在於劃破清汙運動表面的風平浪靜，將一齣戲赤裸裸地攤開在中央領導及地方領導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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