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十個字,在後世,向來就是學術界裡面的爭論要點,當然,也是因為古代文學沒有句讀,導致了意思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堅決,對於孔子的執政思想,也有很多不同的評價。
然而,在斐潛到了漢代之後,發現其實這一句話,這十個字,未必像是後世許多學則所推測,所意想的那樣的解釋……
儒家子弟,最強悍的技能是什麼?
是斷章取義啊!
從經文當中攝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然後渾然不顧上下文的勾連,就像是“君子遠庖廚”一樣。
孔子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是在表示泰伯之政,而句讀斷在中間,其實是因為在近代的時候,有一場著名的運動,而在這個運動當中,需要有一個標靶,這個標靶自然是越大越好,結果沒想到這樣的句讀,反倒是成為了更為廣泛的認知。
然而孔子這句話的上文是,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下一句是,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然後再想一想,能在古代社會上面,能夠談及詩書禮樂的,會是社會基層,會是最為普通的“民”麼?
然後再考慮一下,下文當中的“亂”,是指普通的百姓之亂麼?
而孔夫子的從頭到腳,一整個的“泰伯”篇,難道又是說給普通百姓聽的麼?
一個最為基礎的主體物件都沒有定位好,又怎麼能夠鬼扯什麼百姓不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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