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潛的話，讓司馬徽一陣沉默。

其實漢代衰敗，其實就是被皇帝和儒家兩個方面共同作用之下，給徹底玩壞了。

在漢初之時，整個朝堂的社會次序並沒有像是當下如此的混亂和惡劣。劉邦帶軍攻入秦國時，諸將都去搶金銀財寶，而蕭何則帶人去搶秦朝的檔案館，後來蕭何根據秦國的法律，以黃老無為而治，清靜守法，約法省禁，順應民心的原則，對秦法進行了修改，制訂出了《九章律》，以後“蕭規曹隨”，西漢建國的法制基礎得以鞏固和完備。漢文帝、漢景帝大體上都是依法治國的榜樣，並沒有把君主個人意志加於法律之上。

漢文帝灞橋驚馬事件，就是一個皇權無法凌駕於法律的典型案例。漢文帝想加重處罰，但最後仍然不得不依法辦事。這就是文景黃老之治的表現。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都共同遵守的，身為帝王，也不能把自己的個人情緒和意志加於法律之上，但遺憾的是，由劉邦、文帝、景帝、蕭何、曹參等一幫人努力開創的清靜無為，依法治國的傳統，被漢武帝和董仲舒兩個人，聯手掀桌了。

漢武帝扶持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想要用董仲舒來衝擊黃老之學，漢武帝或許想著後世的皇帝會懂得再次扶持起另外的教派再來打壓儒家，卻沒有想到大量新被提拔起來的儒生，在原本大量黃老之學的官吏當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朋黨，黨爭也就成為了儒家一項優良傳統傳統，並不斷的發揚光大，直至變成真的“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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