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波洛提出兩個結論

旅客們都擁入餐車，圍著桌子坐了下來。他們的表情多少都有些相似——期待中摻雜著不安。瑞典太太還在哭泣著，而哈巴特太太正在安慰她。

“現在，你得振作起來，親愛的，一切都會好的。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要是我們中間有個卑鄙的兇手，我們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唉，光是想一想這種事就能讓人發瘋。你坐在這兒，我就在你旁邊——別擔心。”波洛站了起來，她的聲音便低了下去。

列車員在門口走來走去。“您允許我留下來嗎，先生？”

“當然，米歇爾。”

波洛清了清嗓子。

“女士們、先生們，因為我知道你們都懂一點英語，所以我就說英語吧。我們來這兒是為了調查塞繆爾·愛德華·雷切特——也就是卡塞蒂——的死因。這個案子有兩個可能的結論。我會把這兩個都告訴大家，並請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醫生裁定哪一個是正確的。

“現在你們都已經瞭解了本案的情況。今天早上，有人發現雷切特被刺死了。昨天晚上十二點三十七分，他還跟列車員在門口說過話。我們在他的睡衣口袋裡發現了一塊被砸癟的表，指標停在一點一刻上。發現屍體後，康斯坦汀醫生作了檢查，指出死亡時間在午夜至凌晨兩點。大家都知道，晚上十二點半的時候，火車撞進了雪堆裡，此後，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火車。

“哈德曼先生，是紐約偵探社的人員，”有幾個人扭頭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的證詞說，只要有人經過他的房間（車廂盡頭十六號房）他就會看到。因此，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兇手只能是這節車廂，即斯坦布林－加來車廂裡面的人。

“我要說，這個，就是我們的推論。”

“什麼？”布克先生突然吃驚地叫出了聲。

“但是我還要告訴大家另外一個推論。這很簡單。雷切特先生有一個讓他懼怕的敵人。他向哈德曼先生描述了這個敵人的樣子，還說，如果這人要殺他，很有可能在火車離開斯坦布林的第二個晚上下手。

“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女士們、先生們，雷切特先生知道的事比他說出來的要多。這個雷切特先生預料中的敵人，在貝爾格萊德或者溫科夫齊上了火車，是從阿巴思諾特上校和麥奎因先生去站臺時開啟的一扇門裡進來的。有人給他準備了一套列車員的制服，他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雖然門是鎖著的，但是他用一把萬能鑰匙打開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門。雷切特先生因為服用了安眠藥，已經入睡，這個人兇狠地刺死他，然後穿過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間的聯通門，逃走了——”

“是這樣的。”哈巴特太太點點頭。

“經過聯通門時，他順手把剛才用過的匕首塞進了哈巴特太太的洗漱包裡。他不知道自己制服上的一個紐扣掉了。然後他溜出房間，沿著過道跑掉了。匆忙之中，他把制服塞進一個空房間裡的旅行箱之中。幾分鐘之後，他穿著普通的衣服，在火車就要開動的時候，從他上火車的那扇門——餐車附近的門——下了火車。”

每個人都倒抽一口氣。

“那塊表是怎麼一回事？”哈德曼先生問道。

“我會把整件事情解釋清楚的。在查理布羅德的時候，雷切特先生忘了要把表調慢一小時。他的表仍然是東歐時間，比中歐時間快了一小時。所以雷切特先生被刺死的時間是十二點一刻，而不是一點一刻。”

“但這個解釋是荒謬的！”布克先生喊道，“差二十三分一點時房間裡傳出來的某個人的聲音怎麼解釋？要麼是雷切特的，要麼是兇手的。”

“不一定。可能，呃，是第三個人的。他想走進房間跟雷切特說話卻發現他死了。他按鈴叫列車員，然後，就像你們說的那樣，他害怕了，怕被指控謀殺，所以就假裝雷切特說起話來。”

“有可能。”布克先生勉強同意道。

波洛看看哈巴特太太。“怎麼，夫人，你想說——”

“哦，我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你覺得我也忘了把表調慢了嗎？”

“不，夫人，我認為你聽見這個人經過你的包廂，但當時並沒清醒過來。後來你做了個夢，夢見一個男人在你房間裡，於是被驚醒了，就按鈴叫列車員。”

“好吧，我想有這個可能。”哈巴特太太承認道。

德拉戈米羅夫公主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你怎麼解釋我的女僕的證詞，先生？”

“很簡單，夫人。您的女僕認出了我給她看的手帕是您的。她想掩護您，可是比較笨拙。她確實撞見了一個男人，但時間上要早一些——火車停在溫科夫齊站時。她假裝是在一個小時後看見的，因為她頭腦混亂地想為您提供一個不在場證明。”

公主低下頭。“你想得真是周全，先生，我——我佩服你。”

一片沉寂。

突然，康斯坦汀醫生一拳頭砸在桌子上，大家都被他嚇了一大跳。

“但是，不對，”他說，“不，不，還不對！這種解釋站不住腳，有很多小的漏洞。犯罪過程絕對不是這樣的——波洛先生肯定很清楚。”

波洛轉身驚訝地看了他一眼。“我明白，”他說，“我會告訴你我的第二個結論。但是彆著急否定這一點。稍後你會同意的。”

他又轉向眾人。

“關於這起謀殺案，還有另外一個結論。我是這麼總結出來的。

“聽完所有的證詞之後，我靠在椅子上，閉著眼睛，開始思考。有幾點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這幾點向我的兩位同事列舉了出來。有些我已經解釋過了，比如護照上的油漬等等。現在我來說說剩下的幾點。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火車離開斯坦布林後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車吃午飯時說的一句話。聚集在這裡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來自不同的階層和國家。

“我同意他的說法，但想到這個特點時，我試著想象這樣一群人在其他條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國。在美國，可能有這麼一個家庭，包括了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一個義大利汽車司機，一個英國家庭女教師，一個瑞典護士，還有一個德國女僕，諸如此類。這讓我產生了一個猜測的框架——就是說，像導演選角色那樣，給每個人分配一個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現的角色。這不僅十分有趣，而且讓我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結果。

“我還用了一些奇怪的結論來檢驗我腦子中的每個人的證詞。先說麥奎因先生的證詞吧。跟他的第一次談話非常令人滿意。但是第二次的時候，他說了一句奇怪的話。我對他說我們發現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說：‘可是，肯定——’然後頓了頓，又說，‘我是說——那個老頭子太粗心了。’

“因此我感覺到這不是他開始想說的話。假設他原本打算說的是：‘可是，肯定已經燒了。’在這種情況下，說明麥奎因先生知道這封信，並且知道它已經被燒燬了。換句話說，他要麼是兇手，要麼就是兇手的同夥。很好。

“然後是男僕。他說他的主人坐火車時習慣服用一片安眠藥。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藥了沒有？他枕頭下面的自動手槍證明僕人說了謊。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強防備，那麼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麼安眠藥，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誰給他服的呢？顯然是麥奎因或者他的僕人。

“現在，我們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證詞。我相信他對我說的關於自己身份的情況，但是當他說起自己用來保護雷切特先生的實際方法時，他的說法多少有點荒謬。保護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間裡過夜，或者在某個能觀察到他房門的地方。他的證詞中說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車廂裡的人不可能謀殺雷切特。這就把範圍明確縮小到了伊斯坦布林－加來車廂之中。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古怪，令人費解，我先把它放在一邊。

“我無意中聽到的德貝納姆小姐和阿巴思諾特上校說的那幾句話，也許此刻你們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在我看來，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阿巴思諾特上校叫她‘瑪麗’，顯然他們關係很親近。但是阿巴思諾特上校應該是幾天前才遇見她的。而且我瞭解上校這一類英國人——就算對她一見鍾情，也會很禮貌地慢慢進展，絕不會倉促行事。因此我推斷，阿巴思諾特上校和德貝納姆小姐其實早已認識，出於某個原因才假裝互不相識。還有個小問題就是，德貝納姆小姐熟悉‘長途電話’這個詞，然而她卻告訴我她從未去過美國。

“下一個證人。哈巴特太太告訴我們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聯通門有沒有閂上，所以她請奧爾松小姐幫她看一下。那麼——如果她所住房間的號碼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雙號，在這些房間裡，插銷正好在門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說的絕對是真話——但是像三號這樣的單號房間，插銷是在門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擋住。我只好得出結論，哈巴特太太編造出了一個沒有發生過的故事。

“在這裡，我說幾句關於時間的問題。在我看來，那塊癟了的手錶，真正有趣之處在於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裡，一個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適合放表的地方。況且，床頭邊上還有一個掛錶的‘掛鉤’。因此我確信那塊表是故意被放進口袋裡的——偽裝。那麼，兇案就不是發生在一點一刻了。

“會不會更早一些？確切地說，是不是一點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據我被一聲大叫驚醒這件事，贊成這個說法，並跟我進行爭論。但是如果雷切特被下了重藥，他不可能大喊。如果他能大喊，他就能掙扎著保護自己，但是現場沒有任何搏鬥的跡象。

“我記得麥奎因曾提醒我們注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第二次非常明顯），雷切特不會說法語。我得出一個結論，一點差二十三分發生的整個事件，就是專門演給我看的一出喜劇！任何人都能看穿這個手錶的騙局——這是偵探小說中常見的橋段。他們認為我能看穿這個騙局，然後自作聰明地推斷既然雷切特不會說法語，那麼我在一點差二十三分時聽到的聲音就不是他的，那麼雷切特肯定已經死了。但是我深信，一點差二十三分的時候，雷切特正由於安眠藥的作用熟睡呢。

“可是這個把戲居然成功了！我開啟門朝外看了看。我確實聽見了那句法語。要是我蠢得沒有意識到那句話的重要性，那麼一定會有人盡力引起我的注意。必要的話，麥奎因可以直接說出來：‘抱歉，波洛先生，不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說的。他不會說法語。’

“那麼，真正的作案時間是什麼時候呢？還有，是誰殺了他？

“以我之見——只是個看法——雷切特被殺的時間很接近兩點鐘，也就是醫生給我們的時間下限。

“至於是誰殺了他——”

他頓了頓，看看他的聽眾。他可不能抱怨人們不關注他——每個人都緊緊盯著他，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得見。

他緩緩地繼續說道：

“要證明火車上的某一個人有罪是相當困難的，這一點讓我很奇怪。每個人的不在場證明都有另外一個我覺得‘不可能’的人作證，這樣一來，麥奎因先生和阿巴思諾特上校可以相互提供不在場證明，而這兩個人似乎不可能之前就認識對方。英國男僕和義大利人也是如此，還有瑞典女士和英國女孩。我對自己說：‘這太不尋常了——他們不可能都捲進來！’

“然後，先生們，我忽然明白了，他們都牽涉其中。這麼多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的人，坐同一趟火車旅行，純屬巧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這不是偶然，而是計劃好的。我想起阿巴思諾特上校關於陪審團的一句話。一個陪審團由十二個人組成——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刺了十二刀。那麼，一直困擾我的事情——在一年中的淡季，一群不尋常的人擠滿了斯坦布林－加來的車廂——就解釋清楚了。

“雷切特在美國逃脫了審判。毋庸置疑，他犯了罪。我想象著有十二個人自己組成一個陪審團，宣判雷切特死刑。由於情況緊急，他們不得不擔任他的死刑執行人。基於這一假設，整個案子瞬間就一目瞭然了。

“我看到了一幅完美的鑲嵌圖案，每個人都扮演著分配給他或她的角色。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要是有任何人受到懷疑，其他一個或幾個人就會為他澄清，並把問題攪亂。一旦有畫面之外的人涉嫌犯罪，又不可能提供不在場證明，那哈德曼的證詞就很必要了。斯坦布林車廂裡的旅客是不會有危險的。他們證詞中的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整件事就是個設計巧妙的拼圖玩具，每發現一片新的線索，案子就困難一分。正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所說，這案子簡直離奇得無法想象。而這正是作案人想要給人的感覺。

“這個結論能解釋所有問題嗎？是的，可以。刀傷的性質——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刺下去的。那些偽造的恐嚇信——之所以說偽造，是因為這都是不真實的，寫下來只是為了製造證據。（無疑，肯定有真的恐嚇信，警告雷切特小心性命的，只是被麥奎因銷燬了，用恐嚇信代替了。）之後哈德曼所說的被雷切特僱用的事——當然從頭到尾都是謊話。對那個神秘人的描述，小個子、深色面板、說話女裡女氣的，只是為了方便而捏造的。既不會牽扯到任何列車員，而且男女都適用。

“用刀刺這個想法，乍看之下很奇怪，可仔細一想就知道再也沒有比這更適合當前情況的了。匕首是每個人都會用的武器，無論身強還是體弱，而且不會發出噪音。也許我是錯的，不過我猜想，十二個人依次從哈巴特太太的房間進入雷切特黑漆漆的房間裡，刺了他一刀。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刀殺死了他。

“雷切特在枕頭上發現的那最後一封恐嚇信，已經被人小心地燒燬了。假如沒有留下關於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線索，那麼警方絕對沒有理由去懷疑火車上的任何一個旅客。那樣就可以當成是外來的人做的，那麼車上一個或更多的旅客都作證看到這個‘小個子、深色面板、說話女裡女氣’的人在布羅德下了車。

“我完全不知道當這些共謀者發現他們的部分計劃因火車事故而可能無法實施時，會怎麼辦。我想象著，他們匆忙地商量了一下，決定繼續進行。這樣一來，一個或者所有的旅客都會受到懷疑，但他們早已預料到這一可能性並且有所準備。唯一需要增加的工作就是把事情弄得更亂。兩條所謂的‘線索’被故意留在了死者的房間裡——一條栽贓給了阿巴思諾特上校（他的不在場證明最充分，而且跟阿姆斯特朗家的關係也最難證實）；第二條，手帕的線索，栽贓給了德拉戈米羅夫公主，憑藉她的社會地位，非常虛弱的體質，還有女僕和列車員的證詞，她的清白無懈可擊。

“為了把事情搞得更亂，他們又憑空編造了一個穿猩紅色睡衣的神秘女人。我又一次為這個女人的存在作了證明。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房門，我從床上跳起來向門外看過去——看到一個穿猩紅色和服睡衣的人消失在遠處。他們明智地選了三個人——列車員、德貝納姆小姐和麥奎因——也見過她。我想，肯定是某個富有幽默感的人，趁我在餐車跟人交談時，把那件睡衣放進了我旅行箱的上面一層。這件睡衣最開始是從哪裡弄到的，我不知道，不過我懷疑這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因為她的旅行箱裡只有一件雪紡綢的長睡衣，而且太精緻了，更像是喝茶時穿的，而非睡衣。

“當麥奎因第一個知道那封已經被小心燒燬的信居然還有一點沒被燒燬，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那幾個字時，他肯定立刻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其他人。就在這時，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處境岌岌可危，她丈夫迅速採取措施塗改了護照，這是他們第二次碰到黴運！

“他們一致否認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關係，也知道我不可能馬上找出真相，而且相信，除非我懷疑他們中間的某個人，不然不會進一步調查這件事的。

“現在，還有一點需要考慮。如果我對這個案子的推論是正確的，而且我相信肯定是正確的，那麼列車員一定也知道這個計謀。但如果是這樣，那兇手就是十三個人，不是十二個。與通常那種‘多個人中有一個人是有罪的’不同，我面臨的是‘十三個人中只有一個是無辜的’。是哪一個呢？

“我得出一個很古怪的結論，沒有參與謀殺的那個人，正是被認為是最有犯罪動機的那個人。我指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伯爵嚴肅地以自己的名譽向我發誓，他妻子那晚從未離開房間時的真摯之情。於是，我認定，是安德雷尼伯爵代替他妻子做的。

“如果是這樣，那麼皮埃爾·米歇爾絕對是十二人中的一個。可是如何解釋他的參與呢？他是個在鐵路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的好人，並不是那種會受賄協助謀殺的人。由此，皮埃爾·米歇爾肯定也跟阿姆斯特朗一案有關。可這看起來不太可能。後來我想到那個死了的保姆是個法國人。假定這個不幸的女孩是皮埃爾·米歇爾的女兒，那一切都解釋得通了——這也可以解釋謀殺地點為何選在火車上。還有誰扮演的角色不是很清晰呢？我把阿巴思諾特上校當作阿姆斯特朗家的一個朋友。他們可能一起經過了戰爭。女僕，希爾德嘉德·施密特，我能猜到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職位。也許是我太貪吃了，但是我本能地感覺她是一個好廚娘。我給她設下了一個圈套——她上當了。我說我知道她是個好廚娘。她回答道：‘真的，沒錯，我的女主人們都這麼說。’但是如果你是個女僕，你的主人很難有機會知道你是否是個好廚娘。

“然後是哈德曼。他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裡的人，我只能想到他跟法國女孩戀愛過。我跟他說起外國女人的迷人之處——再一次得到了我一直尋找的反應——他的淚水奪眶而出，可他卻假裝說雪太刺眼了。

“還剩下哈巴特太太。現在，哈巴特太太，請允許我說，在這齣戲劇中你扮演了最重要的一個角色。由於房間就在雷切特的隔壁，因此她的嫌疑比其他人都大。照道理說，她沒有什麼不在場證明。為了演好她要扮演的角色——一個非常自然的、有些荒謬可笑的、寵愛女兒的美國母親——確實需要一個藝術家。然而有個藝術家跟阿姆斯特朗一家關係密切：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親——琳達·阿登，一個女演員……”

他停了下來。

接著，響起了一個柔和、夢幻般的聲音，跟在這次旅行中所用的聲音截然相反，哈巴特太太說話了：

“我總是幻想自己能演喜劇。”

她繼續夢幻般地說道：

“洗漱包的安排是個疏忽。這表明事先應該排練一下。我們來的時候曾經演示過，我想那時我在一個雙號房間裡。我從未想過插銷的位置會有所不同。”

她稍稍移動了下身子，直視著波洛。

“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是個了不起的人。可就算是你，也無法想象那種感受——紐約那可怕的一天！我悲痛欲絕，僕人們也是。阿巴思諾特上校也在那兒。他是約翰·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

“戰時，他救過我的命。”阿巴思諾特上校說。

“那時我們當場決定（也許我們都瘋了，我不知道）一定要執行卡塞蒂逃過的死刑。我們有十二個人——或者說十一個。當然，蘇珊娜的父親遠在法國。開始我們打算抽籤決定由誰來執行。但是最後我們還是決定用現在這個方法。這是汽車司機安東尼奧提議的。後來瑪麗和麥奎因詳細擬定了各種細節。他一直很敬慕索妮亞——我女兒，是他向我們詳細解釋了卡塞蒂是如何用錢逃脫死刑的。

“完善整個計劃花費了很長時間。我們首先得了解雷切特的行蹤，最後哈德曼做到了。接著我們想方設法讓他僱用馬斯特曼和赫克託——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個。嗯，我們做到了。然後我們跟蘇珊娜的父親商量了一下。阿巴思諾特上校很支援十二個人合作，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加合乎規則。他不喜歡用刀刺這個主意，但他同意這麼做能省掉大部分麻煩。而且，蘇珊娜的父親也表示願意。蘇珊娜是他唯一的孩子。我們從赫克託那裡得知，雷切特早晚要乘坐東方快車從東邊回來。因為皮埃爾·米歇爾就在那趟車上工作，真是時不可失。而且，這也是個不牽連外人的好方法。

“當然，我女婿也知道了，他堅持陪她坐這列火車。赫克託設法讓雷切特選擇了米歇爾值班這天的火車。我們打算把斯坦布林－加來車廂上的所有鋪位都包下來，可遺憾的是，有個鋪位被訂走了，是留給公司董事的。‘哈里斯先生’當然是假的。但是如果赫克託的房間裡有個陌生同伴會很尷尬。於是，在最後一刻，你來了……”

她停了停。

“好啦，”她說，“現在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打算怎麼辦？如果必須把事情公之於眾，你能不能把責任都推給我，讓我獨自承擔呢？我情願自己刺了那人十二刀，這不僅僅是因為他要對我女兒還有她孩子的死負責，還要對另一個原本可以幸福快樂生活的孩子負責。不僅如此，在黛西之前，還有別的孩子被綁架過，而且將來還可能會有其他人。社會給他定了罪，我們只是執行判決。但是沒必要把其他人也牽扯進來。所有這些善良忠誠的人——還有可憐的米歇爾，還有瑪麗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他們都深愛彼此……”

她的聲音極其動人，迴響在擁擠的空間中——這個低沉、富有感情、振奮人心的聲音，感動了紐約許多的觀眾。

波洛看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說，“你要說些什麼？”

布克先生清清嗓子。

“我的意見是，波洛先生，”他說，“你提出來的第一個推論是正確的——確實如此。我建議，南斯拉夫警察到達時，我們把這個結論提交給他們。你同意嗎，醫生？”

“當然同意，”康斯坦汀醫生說，“至於醫療證據，我想——呃——我會提一兩個奇妙的建議。”

“那麼，”波洛說，“我的解決方案已向大家說明，我可以榮幸地退出此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