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全部真相

波洛悄悄示意我留下。我照辦了，走到壁爐旁，用靴子尖踢踢爐子裡的木頭，沉思著。

此刻我很迷惑，第一次對波洛的用意徹底摸不到頭腦。剛才這一幕估計又是波洛虛張聲勢的佈局——按他的說法，“一出喜劇”——令人覺得他既有趣又掌控著大局。儘管如此，剛才的場面卻逼真得令我不得不信。他話中的威懾力顯而易見，態度也真誠得不容置疑。可是我仍然覺得，他的推理方向全錯了。

送走最後一位客人，他關上門，走到壁爐旁。

“好了，我的朋友，”他平靜地說，“你的看法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看了。”我坦率地說，“你到底打什麼主意？為什麼不直接向拉格倫警督通報真相，而非要大張旗鼓地警告那個罪犯呢？”

波洛坐了下來，取出小巧的俄羅斯煙盒，默默吸了一會兒煙，這才說道：“動用一下你的小小灰色細胞，”他說，“我的所有行動都有理由。”

我稍一遲疑，才慢吞吞地回答：“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其實你不知道兇手是誰，但肯定就在今晚這群人之中。你說那番話的目的是逼迫這個未知的兇手去自首。”

波洛讚賞地點點頭。

“想法不錯，但沒猜對。”

“估計你想讓他相信，你已經查明一切，從而引蛇出洞，逼他主動出擊——倒未必是俯首認罪。說不定他會搶在明天早上你通報警督之前設法封住你的嘴——正如他一勞永逸地讓艾克羅伊德先生閉嘴那樣。”

“拿自己當誘餌設圈套！謝謝，我的朋友，但我可沒那麼勇敢。”

“那我就搞不懂了。你這樣做難道不是給兇手提了個醒，白給他一次逃脫的機會？”

波洛搖搖頭。

“他逃不掉，”他正色說，“他面前只有一條路——而這條路並不通往自由。”

“你真的相信兇手在今晚這群人之中？”我將信將疑。

“是的，我的朋友。”

“是哪一個？”

波洛沉默了幾分鐘，將菸頭投入壁爐，以一種歷經深思熟慮的冷靜口吻，開始娓娓道來。

“請重溫一遍我的調查軌跡，一步步跟上我的思路，最後你會發現，所有事實都無可辯駁地指向一個人。那麼，首先是兩個事實和一處時間上的小矛盾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是那通電話。如果兇手真是拉爾夫·佩頓，那通電話就變得毫無意義了，怎麼都說不通。因此我認定拉爾夫·佩頓不是兇手。

“經過確認，電話不可能是芬利莊園任何一個人打的，但我又堅信，兇手就在命案當晚出現在莊園的人之中。由此我得出結論，打電話的肯定是共犯。我對此並不滿意，只好暫時擱在一邊。

“接下來我重點研究打電話的動機。這可是個大難題，只能透過評判結果來反向推導。而這通電話的結果就是——謀殺當晚就案發了——否則多半要拖到第二天才發現。這一點你同意嗎？”

“是——是啊，”我承認，“沒錯，如你所說，艾克羅伊德先生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擾，因此當晚很可能不會再有人去書房了。”

“非常好。這不就更進一步了嗎？但案情依然膠著。當晚案發，和第二天早上才發現死者相比，兇手能得到什麼好處？我的唯一推斷就是：兇手想控制案發的時間，確保破門而入時他也在現場——或者可以馬上趕到。接下來看事實之二——有一把椅子被人從牆邊拖了出來。拉格倫警督不以為意，忽略了它的重要性。而我恰恰相反，始終認為這一點極為關鍵。

“你在手稿中畫了一張清晰的書房佈局圖，如果你帶著它的話，一看就會發現——帕克所指出的椅子被拖出後的位置，正好位於房門和窗戶這兩點之間的直線上。”

“遮住窗戶！”我迅速反應過來。

“你和我最初的想法一樣。我原以為拖出椅子可以擋住視窗的某件東西，以防止從門口進來的人看到它。但很快我就推翻了這一假設。因為這把老式椅子的靠背雖然很高，但也只能擋住很小一部分窗戶——僅僅是視窗與地面之間的那一部分而已。不，我的朋友——還記得嗎，窗前擺著一張書桌，桌上堆放著書籍和雜誌。而這把椅子被拖出來之後，便完全遮住了桌子——轉瞬間，我隱約窺到了真相的一角。

“兇手是不是不想讓人看見桌上的什麼東西？是不是兇手放在那兒的東西？雖然當時我還毫無頭緒，但圍繞這一點，卻能歸納出幾個有趣的條件。例如，那件東西兇手作案時不能帶走；而案發之後又必須儘快將它移除。於是，兇手必須藉助那通電話，才有機會在發現屍體時身處現場。

“警方到來之前，出現在現場的有四個人：你、帕克、布蘭特少校，以及雷蒙德先生。我立刻就排除了帕克，因為無論何時案發，他必然都在場。而且椅子被拖出來的事也是他告訴我的，所以帕克是清白的（謀殺和他無關，但我仍然認為他很可能就是敲詐弗拉爾斯太太的人）。雷蒙德和布蘭特的疑點不能排除，因為如果第二天一早才案發，他們有可能無法及時趕到，桌上的東西就要曝光了。

“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今晚我對雷蒙德無意中聽到的那段話所做的分析，你也聽明白了吧？一得知口述錄音機公司的推銷員曾經來過，我就認定口述錄音機在案件中一定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到半小時以前我所做的推論你也聽見了吧？他們都同意我的觀點，但似乎又都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假設艾克羅伊德先生當晚使用過口述錄音機，為什麼這臺口述錄音機後來不見了呢？”

“我從沒往這方面想過。”我說。

“我們知道艾克羅伊德先生已經買下一臺口述錄音機，但他的遺物中卻沒有這臺機器的蹤跡。因此，如果桌上有東西被人拿走的話——難道不就是口述錄音機嗎？可是，要帶走這東西有一定困難。雖然所有人的注意力當時都集中在死者身上，任何人應該都有可能在不引起別人注意的情況下接近書桌，但一臺口述錄音機的體積可相當大，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塞進口袋的。必須有一個足夠裝得下它的容器才行。

“跟上我的思路了嗎？兇手的輪廓正逐漸顯形。一個想盡快趕到現場，如果第二天早晨才案發就很可能鞭長莫及的人；一個攜帶了足以裝下口述錄音機的容器的人——”

我打斷了他：“但為什麼要拿走口述錄音機？目的是什麼？”

“你和雷蒙德先生一樣，想當然地認為九點半聽到的聲音是艾克羅伊德先生在對著口述錄音機說話。但請考慮一下這項新發明的用途。只要你用它進行口述，過後秘書或者打字員開啟口述錄音機，就能原原本本聽到你的聲音。”

“你是指——”我倒吸一口涼氣。

“不錯，我正是此意。九點半的時候艾克羅伊德先生已經死了。當時在說話的是口述錄音機——而不是他本人。”

“而開啟口述錄音機的人就是兇手。那麼當時他肯定也在房間裡了？”

“很有可能。但不排除兇手使用了某種機械裝置——某種定時裝置或者簡易鬧鐘什麼的。但這樣一來兇手還要具備兩個條件：知道艾克羅伊德先生購買了一臺口述錄音機，並且具備必要的機械知識。

“看到窗臺上的鞋印之前，我的以上想法已初步成型。根據鞋印我可以做出三種不同的結論：一、鞋印也許確實是拉爾夫·佩頓留下的，他當晚去過芬利莊園，有可能從視窗爬進書房，發現繼父已經死亡。這是第一種假設。二、鞋印可能是某個鞋底恰好有同樣橡膠釘的人留下的。但莊園裡所有人穿的都是普通布鞋，而且我也不相信某個外來人員會剛巧和拉爾夫·佩頓穿一模一樣的鞋。至於查爾斯·肯特，根據‘狗哨’酒吧女招待的證詞，他穿的是一雙‘非常掉價’的靴子。三、那些鞋印是某人故意留下的，目的是嫁禍於拉爾夫·佩頓。為了驗證最後這個推論，有必要先查清某些事實。警方從‘三隻野豬’拿到了一雙拉爾夫的鞋，無論拉爾夫還是別人，那天晚上都不可能穿過它，因為鞋底很乾淨。警方的觀點是，拉爾夫穿著另一雙同樣的鞋，而我也查出他的確有兩雙這種鞋。那麼按照我的思路，兇手當晚穿了拉爾夫的鞋——如此一來，拉爾夫肯定穿了另外一雙鞋。很難想象他會帶三雙同樣型別的鞋——這第三雙更可能是靴子。我請你姐姐去調查這個問題——坦白說，我特意將重點放在靴子的顏色上，以掩蓋我的真正意圖。

“她的調查結果你也知道了。拉爾夫·佩頓果然隨身帶了一雙靴子。昨天早晨他剛到我家，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案發當晚他穿的是什麼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自己穿的是靴子——事實上那雙靴子依然在他腳上——他也沒其他鞋可穿了。

“於是我們離兇手的真面目又更近一步——一個當天有機會去‘三隻野豬’拿走拉爾夫·佩頓的鞋子的人。”

他稍停片刻，略微提高嗓門。

“再進一層，兇手必然是有機會從銀桌中盜取那柄短劍的人。也許你要反駁說，莊園裡的任何人都可以下手，但我要提醒你，弗洛拉·艾克羅伊德非常有把握，她檢視銀桌的時候，那柄短劍已經不見了。”

他又停頓了一下。

“我們來概括一下——現在真相已經呼之欲出了。一個當天早些時候去過‘三隻野豬’的人；一個與艾克羅伊德極為熟悉、知道他買了一臺口述錄音機的人；一個懂得機械原理的人；一個有機會在弗洛拉小姐到來之前從銀桌中偷走短劍的人；一個攜帶著足以裝下口述錄音機的容器——比如一隻黑皮包——的人；一個在案發後帕克打電話報警時有機會在書房裡單獨待上幾分鐘的人。事實上此人就是——謝潑德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