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銘之死，所帶給清廷的震動，在另一方面卻加速了立憲的步伐。

因為清廷突然意識到傳統的籠絡士子的模式已經徹底失效，人心已散，大勢將去。

堂堂的四品道員、省巡警學堂堂長，職位品級既顯赫，職務內容（新政）也很時髦，可謂極有前途，這樣的品級和職務都籠絡不住一個徐錫麟，清廷的挫敗感是可以想見的。顯然，清廷已經失去了對新式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對此，新疆巡撫聯魁十分憂慮地說道：“皖省情形如此，其他已可概見。”

這種憂慮，反映到決策層面上，則成了體制內改革派官僚用來和朝廷就憲政問題討價還價的重要砝碼。

袁世凱即上折，要求朝廷簡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國、英國，專門調查研究憲法；隨後，兩江總督端方上折警勸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趨高漲，應趕緊“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迅速頒佈憲法，使國民之心“皆歸於憲政之一途”；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則把吳樾當年謀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錫麟槍殺恩銘兩事並舉，警勸清廷迅速“行憲政，融滿漢，以安天下之心；開國會，導人才，以作徙薪之計”。

連對立憲消極敷衍的張之洞，也態度大變，積極起來。他在奏摺中表示“立憲實行，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又言“只須速行立憲，亂黨風潮自然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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