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始階段，社會所能提供的物質條件不能滿足每一方的需求，這原本在情理當中，但由此帶來的利益分配機制過度扭曲的話，即便改革者所描繪的前景再美好，也無法贏得多數民眾的理解與支援。

平心而論，清末新政的各項舉措不能說不重要，但推行新政的實際負擔在轉移給下層民眾的同時，好處卻大都為上層所得，那底層的百姓們就不免要把他們的憤怒發洩到所謂“新政”的學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

譬如清末各地屢屢發生的“毀學”事件，其原因無非是鄉民們看到新學堂並不能讓自己的子弟獲得教育的機會，而自己卻要承受因此帶來的捐稅，其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學堂。

同時期，為反對舉辦新政而引發的新增捐稅，各地又屢屢發生搗毀官署及罷市之事，這些大大小小的“民變”事件，在清末十年中竟然達到兩千餘次，這無疑是很說明問題的。

再就現在饑民聚集長沙等市鎮，民情洶洶一事來看，其中肯定有反清會黨的煽惑鼓動，但陳文強得出可能有人陰謀阻撓修路的結論，其實頗有些神經過敏。長沙的一些士紳借饑民會集而故意抬高糧價，積起民憤，針對的卻是岑春蓂，在布政使莊庚良的暗中指使下，發起的實質是一場“擁莊倒岑”運動。

湖南巡撫岑春蓂的政治背景很深厚，其父親岑毓英做過雲貴總督，哥哥岑春煊做過兩廣總督，莊賡良卻沒有什麼政治背景。但莊為人比較圓滑、穩重，岑春蓂比較霸道，剛愎自用，莊和湖南本地紳士關係比較好，岑和士紳關係則勢同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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