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鐵路本是仁政，但如同清末年間的種種改革仁政一樣，在官僚機器的運作之後都成了猛於虎的苛政。

很簡單，想雄起的清廷，卻尷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腎虧”——財政沒錢。於是，發動民間的力量，打一場鐵路建設的“人民戰爭”，就成為幾乎唯一的選擇。但什麼事情到了晚清都變得似是而非，脫離了正常的規範。

比如鐵路商辦，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依然由上級指定，而非股東會推選。這樣的性質便使得名為鐵路公司，卻有著政府背景，卻能以公權力向平民徵收租股、房鋪租股、廉薪股等名目繁多的攤派，把廣大百姓都變成了“股東”，卻是被盤剝的“股東”。

四川籍度支部主事杜德輿在呈送給都察院的報告中，便曾痛陳租股的危害。按規定，如果農民收入不足，只能納糧而無力購股，則不可強行徵收租股。但是，根據實際調查，州縣官僚在徵糧時，往往將租股以“鐵路捐”名義先行收繳，然後才徵繳正糧(農業稅)，貧困的農民因此總被安上抗糧的罪名，“鞭笞棰楚，監禁鎖押”，“以此賣妻鬻子、傾家破產者不知凡幾”。因此，農民“之視鐵路不以為利己之商業，而以為害人之苛政”。

而中國的政治傳統，官權一般只到縣級政府，縣級以下，真正說了算的其實是紳權，地方上的實力派。這些士紳們，一方面作為國家經紀人，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徵糧徵款等；另一方面作為民意代表，為保護和增進地方利益而與政府及其胥吏進行公關與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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