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文強看來，外資借款要求抵押是很正常的事情，沒有抵押，誰不擔心錢打水漂啊！至於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和購料權等，如果全交與國人，不管是官府，還是商人，管理水平還在其次，貪墨侵蝕挪用就將使鐵路修建的成本大增，建成的鐵路收效期也將延後。

說到底，到了滿清末期，差不多已經是全民腐敗，不僅是官員腐敗，民眾也腐敗。比如各地商辦的鐵路公司，揮霍奢糜，私親遍植，打著冠冕堂皇的民族主義旗號，卻是損民利己，養肥了大碩鼠，留下了糊塗賬，平頭百姓的股金卻無人關心。

其實這也是清廷相當鬱悶的事情，精心設計的改革，在經過官僚體系的執行後總是會“爛尾”：明明是利國利民的“仁政”，最後卻被大小領導幹部轉變為擾民和斂財的工具。在這樣巨大的利潤誘惑下，“新政”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當地官紳迅速躋身先富起來的行列。

“仁政爛尾”的後果，就是民怨與改革成正比上升，改革越深化，民怨越沸騰，“群體性事件”就越多，甚至遠超過政治高壓之下的前朝。而原先作為民意代表的鄉紳們，因為沒有“公務員”身份的束縛，而又有著在鄉間的權威，左右逢源，把持公事，侵蝕款項，甚至藉口籌款苛斂商民。

清廷對吏治的重視可謂到了相當深的程度，但在制度化監督的缺位下，上有老虎，下有蒼蠅，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各種手段便顯得十分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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