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把革命的涵義擴充套件成推翻和建設兩個階段，就會得出與陳文強相似的判斷。那就是：立憲派可能會轉變成革命的同盟軍；立憲派的壯大對於國家建設是有益的；在中國這個宗法社會，立憲派是維持地方的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而這個判斷又有個前提，那就是要在立憲派中區分出憲政派和保皇派。雖然在目前看來，似乎二者是合而為一的。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以謀求更多政治利益為目標的工商人士與鄉紳組成的憲政派，和死硬的滿漢官僚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卻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觀者清來形容陳文強是很恰當的。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浮躁與狂熱齊飛，不安與騷動共舞。能夠冷靜思考，並意識到推翻滿清只是國家有可能強盛、崛起的開始，要解決的問題既多又難的，恐怕只有對革命不夠激情、樂觀的陳文強了。

“到現在為止，我賺的錢已經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變了很少人的生活狀況。”陳文強感慨又無奈地連連搖頭，“上海，只是一個上海，在中國地圖上只是那麼一小塊，而要使這裡的民眾活得象個樣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國各地的民眾，你覺得要花多少錢才能讓他們有衣有食，怎樣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讓他們擺脫貧困？只要革命一成功，這些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嗎？”

“革命是勢在必行的，這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宋教仁停頓了一下，說道：“如果大環境不改變，花多少錢也不會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說施行和落實好的政策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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