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就能解釋他為何對那些充滿了對國家、民族最深的痛，裂喉吶喊、殞身不恤的革命者的態度了。對於國家的命運，如果說陳文強就象很多海外華人的旁觀，這確實有些過分。但他也確實缺乏那種激情，是理智、冷靜的客觀，還是下意識中不自覺的疏離，或者兩者都有。

賺錢，生活。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手段，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自己到底也沒脫出這兩個最根本的範疇。打擊罪惡，殺奸鋤霸，是對神聖存在的認同，是看不慣，是救贖，是更期待自己身體和頭腦的變化。

原來自己並沒有融入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陳文強有些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所在了。融入的是身體，是生活習慣，是行為方式，而絕不是思維和思想。這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陳文強也很少從別人的視角來看問題，與當時的人們思想的割裂，使陳文強顯得卓而不群，卻也使他並不能完全跟上時代的步伐。

鄒容以弱冠之年，為什麼能寫出大氣磅礴、擲地有聲的《革命軍》？為什麼在自己看來北辰那有些空談的革命演講，能讓那麼多人熱血沸騰，甘心追隨呢？為什麼很多人本有著優越的家庭條件，可以過上優渥的生活，卻毅然毀家紓難，甚至不惜流血犧牲呢？

“發，你是華人這沒錯，想讓同胞過得好一點，也無可厚非。”諾依曼還在喋喋不休地說著，“但人的慾望是永遠不會滿足的，他們會不斷提高心中的標準，不斷地提高要求。一旦你滿足不了，他們會不滿，會怨恨。而之前的恩惠，你覺得他們會記得嗎？這個，我是有切身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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