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銀行取錢的路上，韓春雷也在腦子裡覆盤著整件事情。

當初把春雷茶業掛靠在村大隊，的確就是防患於未然，防著有一天有人揪著個體戶的問題來搞他。

因為在深圳，掛著集體企業的名頭，在外面做生意的個體戶，也不是他一個人這麼幹。

高速發展下的深圳，也預設和允許這些商人們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句話，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只會抓大放小。

只是他沒想到，陳永攀他們會跳過深圳，直接把舉報信送到自己老家。

這一招是真夠毒的。

一旦被陳永攀他們得逞的話，性質到底能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韓春雷只要看一看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九，就知道了。

年廣九是安徽蕪湖人，和浙江杭州一樣，都是內陸地區。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大地回春，年廣九開始在家偷偷炒瓜子，然後沿街賣瓜子。三四年間，他的瓜子作坊直接擴充到一百來人。

後來，有人直接把他這個僱工人數問題向上面寫信舉報，說他資本主義復辟，是剝削勞動人民。

結果是年廣九的瓜子作坊被封了，人也被帶進去了，瓜子原料積壓報廢，虧得血本無歸。

直到過了一年多，此事的社會輿論驚動了專案組到安徽蕪湖來調查，並上報給中央，最後才驚動了總設計師。

韓春雷算了算，自己深圳這邊的僱工人數，加上柴家塢那邊的僱工人數，都快小四十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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