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慢慢恢復了思考能力的時候，他先在心裡說：我這才知道紅梅為什麼不理我了！她顯然已經和顧養民好了……紅梅和顧養民是什麼時間裡好的？在上個學期結束的時候，她還給他的《創業史》裡夾了幾塊白麵餅，使他激動得熱淚盈眶……假期裡，紅梅回了農村，而顧養民的家在城裡，不可能在這期間……那麼，就在這下半年開學的幾個星期裡，她就和他相好了嗎？孫少平只能這樣判斷……他的判斷是對的。郝紅梅正是在這幾個星期裡，和顧養民好起來了。

這個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從小在擔驚受怕中長大。她小的時候，她爺還活著，戴個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裡抬不起頭。她剛上小學的第二年，文化革命開始了，村裡的貧下中農造反隊，打著紅旗，扛著钁頭，一夜之間，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廢墟。貧下中農企圖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銀財寶和“變天帳”，結果除刨出一個當年按土神時埋下的空瓦罐外，什麼也沒有搜尋到。但他們已經沒家了，只能在旁邊一個原來喂牲口的草棚裡棲身。她爺在當年就死了。但她爺的地主帽子並沒有埋進他的墳墓，而作為主要的遺產留給了父親和她。她父親是地主的兒子，她是地主的孫子。在現在的概念中，這和地主本人並沒多大的差別。

就是揹著這樣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會的白眼和歧視中，好不容易熬到了縣高中。由於她在這樣的境況中長大，小時候就學得很乖巧，在村裡尊大尊小，叔叔嬸嬸不離口，因此在貧下中農推薦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時，村裡人都沒有卡她。至於她家的光景，當然已經破落的一塌糊塗。唯一能說明過去發達的跡象，就是一張折了一條腿的破太師椅。現在一家幾口人，只能靠父親一個人的工分來養活。遇個災荒年，國家發下來的救濟款和救濟糧，不用說他們家也沾不上一點邊；全家人只好飢一頓餓一頓湊合著過日子。一家人多少年來都把希望寄託在她身上，盼她能給這個敗落的家庭帶來一絲光明；因此不管家裡窮到什麼程度，父母親也咬著牙堅持供她上學……郝紅梅很早就認識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對一家人負有的使命。嚴酷的生活使她過早地成熟起來。她表面上看來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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