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就起不到“勸善”、“止暴”的作用。為了使賞罰充分發揮威力，墨家還指出法律與道德、輿論等必須一致和互相配合。

法律上的賞罰和社會上的輿論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或“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也不可能“勸善”、“沮暴”。要使賞罰發揮作用，還必須反對徇私。做到“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

這是墨家主張“兼愛”、“尚賢”的必然邏輯。墨家還提出“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既獎勵薦賢，又打擊匿奸。這樣就可做到“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與“殺盜人，非殺人”：墨家專論刑法的思想不多，最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和“殺盜人（一說“人”字衍）,非殺人”。

前者是作為“墨者之法”（墨家紀律）規定的。基於這一精神，墨家對於定罪量刑，特別是死刑，都很認真、慎重。一再強調“刑法正”，同時主張嚴格按照法律辦事。

《墨子?經說上》說:“罪,犯禁也。”《經說上》又說：“罪不在禁，惟（雖）害無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構成犯罪。“殺人者死”，是反對濫殺無辜，也是對當時貴族擅自虐殺無辜的譴責。但在《墨子?小取》中，卻提出了“殺盜人，非殺人”的命題，即並不反對殺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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