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儒家的時代，而吳山無疑秉承著儒家的理念：擇賢士執政，並以德禮約束官員。對官員許以自我良善的期待，希望透過對官員的道德引導和改造，實現權力的正義性。

正是基於此，吳山跟很多正統官員那般，將治理國家的重要思路放到“吏治”上。由一位有道德模範官員執政，將那些“不德官員”通通除掉，然後換上“有德官員”。

吳山雖然還遠沒有站到最頂端，但面對漕運之弊的問題，恐怕還是傾向於漕運都御史的不作為，渴望啟用有德行的官員進行填充。

這卻不能怪吳山將問題的根源推到胡植身上。因為胡植確確實實是嚴黨中人，且這些年只顧著幫嚴家父子撈銀子，維護漕運的損耗卻是有增無減。

像郭樸所提出治理漕運的策略固然可取，但不說朝廷會不會採納，若是吳植不去執行和監督，那一切都將是無用功。

正是如此，吳山顯然認為解決當下漕運之弊，還是要從漕運都御史的人選著手，而不能將解決漕運問題的重任交付給吳植這種小人手裡。

林晧然宛如一個旁觀者般，只帶耳朵不帶嘴，認真地傾聽著兩位當朝大佬交談，且對他們的言行舉止認真地進行洞察和剖析。

只是對吳山將責任歸咎於吳植，過分地信任於吏治，他卻有著不同的見解。雖然吏治看起來很有道理，但人都是自私的個體，又怎麼能夠讓人去維護權力的公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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