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遠繼續逼問道：“佛教多次法難是否皆與此有關？”

祖圭答道：“這和辯論的題目並不相關，施主似乎有些強人所難了。”

“當然相關，大師答不出，是因為答案對佛教不利。東漢末年，三教‘夷夏之辨’剛剛萌芽，牟子所著《理惑論》，便表明了佛教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既佛教作為外傳教派，進入漢地必然有個融受的問題。不僅是佛教，無論哪種外來文化，其與漢地文化的融合，都要以漢地文化為中心，以我泱泱華夏、中央之國為正統。以外來文化為借鑑、為輔助來實現的。”

於可遠輕笑著道：“毋庸置疑的一點，華夏是正統，是五方十地、萬國先進的代表，而蠻夷是民化未開的蠻荒之地，這便是所謂的‘夷夏之辨’。它起初屬於民族和地域的矛盾，漸漸演變為文化的態度。佛教源自天竺，要想被漢人採納和接受，就務必融入漢地。大師，我講了這些，您是否仍舊人圍毆《老子化胡經》對佛教漢化沒有絲毫的幫助？”

其實，這些僧人都很明白，夷夏之辯看似是道士和儒士在為難和尚，不希望和尚繼續發展，但跨過這個坎，佛教與華夏的聯絡便會越來越深。

哪怕有多次的滅佛行動，也只是政治上強硬的滅佛，並不能從理論和思辨角度真正將佛教駁倒，佛教便在這無數的磨難中蛻變、成長，成為華夏文化中難以磨滅、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不再是“蠻夷教派”，而是真正正正的漢地本土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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